英语翻译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苟无济物之心,而泛然于杂处隐显之间,其不足为世之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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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之处世,不显则隐,隐显则异,而其存心济物,则未有不同者.苟无济物之心,而泛然于杂处隐显之间,其不足为世之轻重也必然矣.君子处世而不足为世之轻重,是与草木等耳.草木有可以济物者,世犹见重;称为君子而无济物之心,则又草木之不若也.为君子者,何忍自处于不若草木之地哉?吾于此,重为君子之羞.草木与人,相去万万,而又不若之,则虽显者亦不足贵,况隐于山林丘壑之中者耶?
吾友朱君大泾,世精疡医,存心济物,而自号曰"菊隐'.菊之为物,草木中最微者;隐又君子没世无称之名.朱君,君子也,存心济物,其功甚大,其名甚著,固非所谓泛然杂处于隐显之中者.而乃以草木之微与君子没世无称之名以自名,其心何耶?盖菊乃寿人之草,南阳甘谷之事验之矣,其生必于荒岭郊野之中,惟隐者得与之近,显贵者或时月一见之而已矣.而医亦寿人之道,必资草木以行其术,然非高蹈之术,不能精而明之也,是朱君因菊以隐者.
若称曰:"吾因菊而显.'又曰;"吾足以显夫菊,适以为菊之累,又何隐显之可较云?'余又窃自谓曰:"朱君于吾友也,君隐于菊,而余也隐于酒,对菊命酒,世必有知陶渊明刘伯伦者矣.'

隐显,如从济物角度出发,本没什么分别.唐才子隐而嗜酒,朱君以菊而隐,并皆自得其乐,其实陶公诗意乃千万性情中人所向,只是看得破,忍不过罢了.又有所谓“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之说,自有其道理.
其实历代文人以隐入显的并不少见,有主动,有被动,愿者上钩的故事从来都没有断过,比较极端的是反穿羊皮袄在富春江上钓鱼的严子陵,唐司马承祯说的更是直接—“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见《旧唐书.隐逸传》）.为扶大厦之将倾也好,兼济天下也好,求功名也罢,所谓才子往往并不甘于寂寞,柳永“封旨填词”只是出于无奈,只是这一套今天已经不大流行罢了.然一旦入得名利场,又怎能只是“济物”?不但常常事与愿违,连人都做得蛮委屈,苏轼还不错,文章为官都有样子,但也落个“一肚子不合时宜”.到了明清,更加令人失望的大背景才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幡然醒悟,开始寻找来自生活的真正乐趣,宁为狂狷,不为乡愿,他们终于不以仕途经济为人生第一要鹄.袁枚写菜谱,李渔著人生行乐之法,看花听鸟、宴饮雅集很有些小资情调,八股文章风行之时,反倒是七情解放之日.李贽的“童心说”说出了真话：.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没于假人而不见于后世者,又其少哉!何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主张性灵的这些人可以说另辟奚径,从道德文章中摆脱出来,抒发自然,求其本心.到了现代,还有林语堂、钱钟书、丰子恺等承其衣钵.我不认为这样有什么不好,象余杰那样年轻、锐气的人却非要四处出击,剥人家钱穆的皮,逼余秋雨忏悔,嘲笑崔之元胖却要谈公平,才真正是浪费了才气,忝为学术中人的我也有机会笑话一下原本欣慕的一匹黑马,我到希望看到他的小说.
最近看三国,觉得有些意思,那个时代虽生灵涂炭,却是枭雄和才子辈出的好年月,合纵连横之精彩堪与战国比美.总体的感觉是：论结局才子不如伪君子,伪君子不如真小人（才子如孔融、弭衡、杨修,伪君子如刘备,真小人如曹操）.本来中国历史上乱世涌现出来的皇帝不是流氓就是无赖,诸葛亮纵有通世之才,不过做一个狗头军师,反倒成了一个好榜样.想起“大话西游”里晶晶姑娘对至尊宝改变形象的评价：“你不想做山贼想做状元啊?奉劝你不要放弃强盗这个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对于文学我本是个门外汉,只是偶然的机会去了一个叫菊斋的网站,才触发了一些知觉,我主要的视野在学术（经济学）,套用李敖的话：别人是从文学谈到学术,我是从学术谈到文学（李敖在电视上做节目时说：里根是先做演员再做总统,我要先当总统再做演员）.学术是科学,文学是艺术,中国人的诗书画文又是相通的,艺术的东西发自自然,只要美就好,没有指导行为的使命,也用不着用实践去点破,抒发自我就是抒发人生,这该有多好?
ni 参考一下吧.我暂时没有时间给你翻译了.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