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相同吗?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8/23 22:35:11
拉美刘易斯拐点与中国相同吗?
我们要弄清两个概念.其一,何谓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社会出生率从高向低转变中,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老龄化还未达到较高水平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抚养负担较轻,可为促进经济增长贡献人口红利.其二,刘易斯拐点的含义.它包括两个转折点.首先,按照刘易斯的定义,由于内生的因素,当现代部门的就业创造速度超过农业中产生剩余劳动力的速度,现代部门工资上升时,就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第一个转折点.其次,在第一个转折点基础上,现代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达到相等,二元经济结构被单一经济结构所取代,即进入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国内有学者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时点,可以把它看作一个区间.纯粹的二元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勿需用涨工资来刺激供给.可是会有一天,劳动力还有,但想雇人的话,需要给工人涨工资.当这成为一个社会普遍现象时,就标志着步入了刘易斯拐点.
国外有关拉美是否步入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并不多见,文献研究最多的还是20世纪50-80年代的拉美劳动力无限供给.按照笔者的理解,衡量拐点的指标似乎有两个.其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零(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间接衡量);第二,人口抚养比由下降通道转为上升通道.根据计算结果,整体而言,拉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在2020年(66.8%)开始下降,而人口抚养比在2020年(49.7%)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因此,可以给出类似的拉美拐点的时间区间是在2015-2020年.然而,笔者认为,在研究拉美刘易斯拐点时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包括拐点在内的刘易斯模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刘易斯虽提出了二元结构,但却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按照他的设计,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结构便转变为一元结构.他的模型后来已被费景汉、拉尼斯、托达罗等多位经济学家所修正、补充和发展.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都是既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也与农业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而拉美的情况是,尽管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迅速,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地区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拉美地区出现了工业化倒退现象.而拉美农业,无论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还是结构改革时期,相对于丰富的农业资源禀赋而言,发展都是不足的.这样一来,疏通剩余劳动力的两大渠道都未尽其用,这给判断劳动力何时结束无限供给状态带来难度.
第二,
单从劳动年龄人口衡量拐点还不够,劳动力的参与率和就业率也是重要的参考.而且,还要结合劳动需求方面考察(结合经济增长率和劳动需求弹性),这样才能看出供给缺口.以劳动力参与率为例,它是由实际劳动力与潜在劳动力的比值决定的.从1950到2000年,拉美国家总体参与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以1970年为分界点,之前,总体参与率的下降主要是由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所致,其中教育体制扩张是重要的因素,而城市化恰恰强化了这个过程.而在1970年以后一直到90年代,总体参与率迅速上升,这是由男性参与率近乎停滞而女性参与率逐步增长所致.其中的原因有城市化的作用,有教育的影响,也有工作性质的变化.因此,在研究劳动供给问题时,只有同时观察就业率、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才能较为全面地把握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拉美和中国的国情不同.20世纪50-80年代拉美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转移,80年代后转移速度下降,城市化呈现出中等城市扩张加快的新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拉美始终没有户籍制度制约.而中国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在制度逐渐的放松中发生大规模转移的.因此,中国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主要在农村,而拉美的隐性就业在70年代中期以后就主要集中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了.
国外有关拉美是否步入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并不多见,文献研究最多的还是20世纪50-80年代的拉美劳动力无限供给.按照笔者的理解,衡量拐点的指标似乎有两个.其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零(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间接衡量);第二,人口抚养比由下降通道转为上升通道.根据计算结果,整体而言,拉美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的比重在2020年(66.8%)开始下降,而人口抚养比在2020年(49.7%)由下降趋势转为上升趋势.因此,可以给出类似的拉美拐点的时间区间是在2015-2020年.然而,笔者认为,在研究拉美刘易斯拐点时还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包括拐点在内的刘易斯模型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刘易斯虽提出了二元结构,但却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按照他的设计,当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二元结构便转变为一元结构.他的模型后来已被费景汉、拉尼斯、托达罗等多位经济学家所修正、补充和发展.事实上,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都是既取决于工业化的发展,也与农业现代化程度紧密相关.而拉美的情况是,尽管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迅速,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地区制造业产值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拉美地区出现了工业化倒退现象.而拉美农业,无论是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还是结构改革时期,相对于丰富的农业资源禀赋而言,发展都是不足的.这样一来,疏通剩余劳动力的两大渠道都未尽其用,这给判断劳动力何时结束无限供给状态带来难度.
第二,
单从劳动年龄人口衡量拐点还不够,劳动力的参与率和就业率也是重要的参考.而且,还要结合劳动需求方面考察(结合经济增长率和劳动需求弹性),这样才能看出供给缺口.以劳动力参与率为例,它是由实际劳动力与潜在劳动力的比值决定的.从1950到2000年,拉美国家总体参与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以1970年为分界点,之前,总体参与率的下降主要是由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所致,其中教育体制扩张是重要的因素,而城市化恰恰强化了这个过程.而在1970年以后一直到90年代,总体参与率迅速上升,这是由男性参与率近乎停滞而女性参与率逐步增长所致.其中的原因有城市化的作用,有教育的影响,也有工作性质的变化.因此,在研究劳动供给问题时,只有同时观察就业率、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才能较为全面地把握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问题.
第三,拉美和中国的国情不同.20世纪50-80年代拉美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转移,80年代后转移速度下降,城市化呈现出中等城市扩张加快的新特点.在这个过程中,拉美始终没有户籍制度制约.而中国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在制度逐渐的放松中发生大规模转移的.因此,中国的无限劳动力供给主要在农村,而拉美的隐性就业在70年代中期以后就主要集中在城市非正规部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