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论文有关史记的论文选题 ,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08/31 18:51:02
史记 论文
有关史记的论文选题 ,
有关史记的论文选题 ,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
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
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
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