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中存在哪些问题?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000字,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中存在哪些问题?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1000字,理论必须联系实际｝

如何解决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
　　根据有关权威人士的判断,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标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那么,我国的基尼系数拉大问题与什么有关呢?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收入分配问题,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解决?日前,记者走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于祖尧教授.
　　基尼系数拉大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58,已经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标准.基尼系数拉大主要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改革和发展、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并把它作为影响改革和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来对待.
　　《快讯》：基尼系数是用来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由于我国隐性收入比重较大,再加上我国会计制度不健全,财务失真现象严重,不仅隐性收入不能计算,就是现金收入也存在很多水份.因此,计算基尼系数时的差异就很大,有的算是接近0.4,有的是0.5,您认为我国基尼系数应该是多少?
　　于祖尧：根据有关权威人士的判断,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58,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我国基尼系数反映出的问题不仅比发达国家高,在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基尼系数也是名列前茅的.
　　《快讯》：我国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标准,其严重性究竟有多大?
　　于祖尧：如果你到基层单位和群众聊聊天,就可以深切地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主要是那些下岗职工,离退休的老职工；还有一部分是到城市中打工的农民工,这些流动失业人口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违法、刑事案件相应增多,群体事件(上访静坐等)也比较多.
　　《快讯》：我国的基尼系数拉大问题与什么有关呢?
　　于祖尧：我国的基尼系数拉大主要与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快讯》：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祖尧：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已经成为制约改革和发展、造成社会不稳定的突出问题.第一,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公认的国际警戒线.如果把收入分配之外的其他因素考虑在内进行综合全面分析,贫富分化的实际情况更加严重.第二,目前城乡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规模庞大、相对稳定的贫困阶层,而现在还看不到近期脱贫的前景.第三,出现了一个暴富阶层,这个阶层通过各种非法途径,利用体制转型的缝隙,靠侵吞和掠夺国家资产与人民的劳动成果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之中除了有贪官污吏,同时还成为黑社会势力滋生的沃土.第四,地区间、行业间、城乡间、阶层间的收入差距全面扩大.收入分配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尽管现在收入分配存在严重问题,但还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还没有出台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些问题.
　　《快讯》：缩小基尼系数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于祖尧：我认为首先是政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把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差距悬殊扩大作为当前影响社会安定、影响改革和发展大局的重大问题来对待.
　　《快讯》：如何缩小基尼系数?
　　于祖尧：要缩小基尼系数,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整顿市场秩序,取缔非法收入.现在相当多的非法之徒钻体制的空子,在流通及经济领域大发不义之财,专干那些违法乱纪的事.二是防腐败要警钟长鸣.要一下子完全杜绝腐败是不可能的,但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持之以恒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下去,绝不能让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再有成克杰、胡长清之类的贪污腐败分子存在,要想办法从体制上解决反腐败问题.三是要加快经济立法,尽快制定有利于缩小差距的法律.比如遗产税,西方发达国家有种说法：“富不过三代”,就是说,父辈富有之后不能把财产无偿地作为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如果要遗产继承,一定要交纳相当高数额的遗产税,这就是鼓励人们靠自己的劳动,取得相应的经营财富和经营成果.还有一些法律
　　我们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相应的政策却始终没能跟上来,以致于造成该先富的人没有能够富,不该先富的人反倒富了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公平与效率兼顾”,没有谁优先的问题.市场经济给人们创造一种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其通行原则是等价交换.
　　效率与公平兼顾的辩证法
　　比如所得税法,也应加以修改.我国现行的所得税法缺陷很多,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比如个人收入所得税的起征点800元太低,应该提高至1500－2000元.而且我们现在的所得税只能管住工薪阶层,对那些私营企业、个体户偷漏税行为却无能为力.再者,对于已经征收的所得税中的利息税也存在问题,现在是不管存款多少,都按20％扣除,这样小额储户就比较吃亏,大额储户不受太大的影响.而我们现在的储户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和广大的基层群众,他们存款是以防后患,比如养老、医疗保障、失业等,多数居民的储蓄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四是要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实际上是呈逐年下降趋势.解决农民收入下降的问题,我认为应当采取一些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措施,比如,可以考虑免掉农业税等.要真正减轻农民负担要从税收制度上作些改动.五是整顿现有的国家工资制度.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比如通讯、邮电、电力、金融等行业的收入要比其他行业高很多,对这些垄断性行业的收入国家应该采取措施管起来.对于那些靠预算拨款发工资的部分,存在一种工资外的收入比工资内的收入高的现象,有点喧宾夺主之嫌,这实际上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对工资内这一块,平均主义还是比较严重,所以,要进一步规范 国家的工资制度,真正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运作.
　　《快讯》：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说法,换个单位上班,收入就能翻番,它反映了国有单位内部的收入分配不是按照个人自身素质不同产生差距,而是因为行业、地区和部门不同产生的不合理现象.另外,国有单位收入分配的另一个问题是分配秩序混乱、失控.针对国有单位存在的这两个主要问题,应采取何种措施解决?
　　于祖尧：这个问题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些,一是要解决工资内的平均主义,对工资外这部分,属于垄断性收入的,国家应该拿走.此外,要把各单位的小金库管起来,不能让各单位各显神通,利用本单位所拥有的资源为本单位职工谋利益.小金库问题,讲了多年,一直说要管、要取缔,但一直都没能解决.
　　《快讯》：据悉,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从人才市场招聘的副总裁年薪50万,而政府任命的总裁年薪不到10万.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于祖尧：对一些企业高薪招聘人才的措施,我不太赞成.因为要想把企业搞好,个人的经营管理才能仅仅是一个因素,其他还取决于市场环境和外部条件,而且依赖于广大职工共同努力.企业的分配制度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考虑到体制转轨时期职工群众的基本收入水平.我们现在每年有500—600万职工下岗,加上失业及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工,失业半失业的人数已达几千万人.把西方国家类似于股票期权之类的制度都搬到中国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快讯》：如何理解“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与“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
　　于祖尧：在任何条件下,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富裕,总是有先后和快慢之分.一部分人先富,是一种现象,问题是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变成我们的政策就需要作些研究：应该让什么样的人先富,富起来后又怎样引导他们发展经济,帮助后富的人.这不是一句话或提一个口号就能解决的.我们的问题是：提出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相应的政策却始终没能跟上来,以致于造成该先富的人没有能够富,不该先富的人反倒是富了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相应地,科学家、知识分子应该是体现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部分人应该是先富起来的人,但这些年来,我们的科学家和教授,他们在社会收入分配当中处在中下等水平,最近一两年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稍有好转,但还不够,这主要是缺少具体的政策.
　　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现代经济学对这个问题一直是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平与效率应当兼顾”,没有谁优先的问题.我是主张“效率与公平兼顾”.市场经济就是给人们创造一种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其通行原则是“等价交换”,因为没有公平就不可能有效益.
　　《快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者结合的结果是什么?
　　于祖尧：我们现在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但又没有落实到具体政策上来,如果再加上“效率优先”,那么,我们分配制度的方向就可能走偏.社会上的一些不法之徒借此发了不义之财成了暴发户,在主张“效率优先”的人看来,这些人发财是名正言顺,钻市场经济的政策空子.市场经济本身是既讲效率,又讲公平；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恰恰是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我们讲等价交换,就是讲公平；有了等价交换,才有竞争,才有优胜劣汰,也才能够有效益.我们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