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利弊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08 08:38:02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利弊
具体点咯!最好是史论加史实!
具体点咯!最好是史论加史实!
好凭只手缚双鹿?——就定都天京问题与王庆成先生商榷
作者：陶短房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
作者：陶短房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后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的.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后,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于八九万,盖江南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北伐将士后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于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于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他后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证了这一点么?
当然,定都天京后,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于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后北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里外的清军于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于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于金陵”是一项错误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