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艰苦生活真实艰苦

60年前的艰苦生活
真实艰苦

1960年冬天到山东,我不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记者采访一般是有来人接待的,时间短而且是灵活的.这次下放到灾区,同灾区的农民实行“三同”,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时间长,甚至是无定期的.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漫长的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使我身心受到了沉重打击和无可弥补的伤害,留下永生难忘的记忆,“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今天有了这个条件把它如实地整理出来,目的是想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真正了解过去,不要忘记在过去艰难崎岖的道路上,父辈们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但愿历史不会重演,不会重蹈覆辙,不要再走曾经走过的、而且被实践证明走不通的路子.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是1960年冬到1961年春.因为在这之前,一是问题还没充分暴露,二是还有点儿以前积蓄下来的一些物质基础,生活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下去正是1960年冬天,是继1959年冬、1960年春灾荒进入高峰、持续发展到最严重阶段.过了1961年春天以后开始好转,夏天就实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工作的转变”.因而这一段时间是最艰苦的时候.
1960年,尽管农村灾荒严重,城市食品供应普遍紧张,首都北京虽然也有些紧张,许多食品凭票限量,但最低标准,还能基本保证,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因此,离开京城到省、到地、到县、到公社,越往下走,生活越艰难.到了农村第一线大队、生产队,以至于连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都没了保证.中央强调下放干部要实行“三同”,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正是数九寒天,鲁西北的冬天特别冷,气温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老百姓家里睡的都是火炕,主要是靠烧秸秆柴草取暖,受灾之后,农业减产,秸秆也大大减少.要说“同住”,空房子很多,但都不能生火取暖,墙壁四面透风冷得很,有的跟睡在露天地里差不多.白天屋子里阴冷阴冷的,晴天没有风时,外面要比屋子里暖和一些.所以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站在墙脚下晒太阳.要说“三同”,住是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我们当时是怎么住的呢?
黄龙不是“龙”,是一位13级的老干部.我们新华社下放到大于公社的有三人：一位是对外部的黄龙,他时年48岁,满头白发.在新华社下放到农村基层的干部中,数他年龄最大,而且资格老,级别高,所以大家都叫他“老黄龙”.他是广东人,上世纪30年代末期参加革命,搞过地下工作,抗战期间在广东东江打游击.他是归国华侨,英文很好,是一位高级翻译.他是主动响应党中央号召,参加万名下放干部队伍到灾区来的.北方农村,特别是灾情如此严重的灾区农村生活,对他来说不仅是很不习惯,而且是十分困难.县里领导本想照顾他一下,安排他到条件稍微好的地方,他不干,坚持要求到最困难、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他就和我们新华社国内部下放干部中的一位女青年周淑琴,一起到我们大于公社最困难的大孙家大队包队.周淑琴住的地方比较好安排.她被安排在一户条件比较好的社员家里.而黄龙一进村首先遇到的难题是住处问题,和社员同住一起有困难（口音很重,如他本姓房,参加革命时被误登记成了黄）,只好住到社员家里的没人住的空屋里.虽然有门有窗,也还算比较严实.但没有柴火,不能生火,屋子里很冷.气温很低再加上吃不饱饭,尽管把全部铺盖都铺盖上了,穿着衣服睡,也冻得睡不着,时常被冻醒.当时正是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的隆冬季节,大家都很不放心,都在积极想办法,帮助他解决烧柴取暖问题.黄龙是南方人,独立生活能力差,对北方农村情况很不熟悉,农民听不懂他讲的广东话,我们担心再这样下去会出问题.
过了两天我去看他时,没想到他笑眯眯地对我说：“不用着急了,冷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拉着我的手,指着外屋停放着的一口棺材说：“我找到了个好地方住了.睡在这里边,把盖子留道缝,就一点都不冷了.”我探头往棺材里一看：下面是一层厚厚的麦秸,上边是他的全部铺盖,装了多半棺材.我相信睡在这里是不会冷的.但是使我震惊的这是房东为死人准备的一口棺材,一般来说屋子里放着一口棺材,人们都感到心慌,都很忌讳,更不用说睡在里边了,这是实在没办法的办法,住进死人住的地方了.黄龙不迷信,还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现在不用,我先来用用吧.我相信我还不至于睡到里面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