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袁崇焕到底有没有被冤杀?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07/17 14:42:26
袁崇焕到底有没有被冤杀?
被冤杀
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1.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2.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3.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4.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5.见《明季北略》.
6.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7.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8.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9.《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
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旁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皇帝是不能辞职的!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
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1.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2.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3.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4.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5.见《明季北略》.
6.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7.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8.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9.《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
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旁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皇帝是不能辞职的!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