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伦理道德有哪些内容

古代伦理道德有哪些内容

中国古代教育内容以伦理道德为主,一般文化知识教育服从于道德教育的需要.“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行、忠、信都是德育内容；“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孝、悌、信、爱、仁亦皆为伦理道德.做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内容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无不以德为主.而西方古代教育内容则是以理性教育（智育）为主,强调道德与知识等同,并且把知识与智慧看得比道德更为重要.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古希腊智者派主张授予学生《文法》、《修辞学》、《哲学》,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主张从小教给孩子读、写、算、骑、射等知识和技能,长大后授予几何、天文学、哲学等知识.应该说,西方古代教育内容较为广博,涉及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古代教育内容中的一大缺陷,尽管中国古代教育家有时也论及知识教学问题,但不系统,也非主流.
　　一、传统行政思想的内涵及其借鉴的必要性
　　行政文化是行政体制的深层结构,是行政管理的灵魂.行政文化通过行政人员的思想意识影响着行政实践.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两汉,因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横贯数千年经久不衰的传统行政文化,虽然在当代遭到西方行政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仍以坚韧的生命力固存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文化系统中.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传统行政思想与传统行政心理和传统行政观念这三个互为关联的方面一起,共同构成了传统行政文化的内涵.传统行政思想是古代人们在行政实践中形成的主观想法和见解的总称,是理论化、系统化的行政认识.
　　世界著名管理大师德鲁克认为：管理以文化为转移,如能很好地利用当地的传统、价值观和信念,管理就会获得更大的成就.中华文化的传统、思想和精神如遗传基因一样,深藏于人们的潜意识和显意识之中,并在人们日常的思想、语言和行为上不断地表现出来.所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考虑到传统文化的各种影响,才能更好地有效推进；行政管理行为方式的选择和运用,只有以对传统文化的较深理解为基础,才能取得较好的管理效果,达到预期的行政目的.现代行政文化建设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现代行政文化是行政管理改革和行政发展的重要环节,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二、值得借鉴的中国传统行政思想
　　1.“民为邦本”和“仁政”的行政价值观.当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它内在地包括了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依存的价值取向,这与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性思想有相通之处,而这些在现代社会仍具价值的思想对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有着促进的作用.
　　反观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以人为本、民本治国的思想源远流长.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尚书》中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君为民立”“吏为民役”“得其心,斯得其民矣”的民本价值观,也包括爱民、利民、保民、富民等实现民本思想的措施和手段,还包括察民情、顺民意、安定民生、体恤民疾和取信于民的方式和目的.古代“民本”思想与共产党的宗旨有相通之处：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此目的,必须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需要.当前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本”思想有助于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在《礼记•哀公问》中,孟子要求为政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古代“仁政”思想同霸政思想相对立,是一种“以德行仁者王”的王道行政学说,它以“德治”为基础,是一种将行政问题道德化的学说.其主要内容包括治民以“恒产”、薄税赋、轻刑罚、救济穷人、保护工商等,这种思想至今仍有超时代、超阶级的价值.对政府机构改革而言,要实现民主和效率的改革目标,就必须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同时又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惠顾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所以,古代“仁政”思想对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仍具有积极意义.
　　2.“和而不同”的行政协调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是提倡“和”的.但这个“和”不是牺牲掉多样性,而是在包容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的统一.西周末年,郑国的史伯就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到了春秋末期,齐国思想家晏婴更进一步指出和与同的差异,认为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是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形成和的局面,方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一事无成.与晏婴同时代的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更把“和”“同”思想提炼为道德箴言,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的要旨可归结为三个层次：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人和认识互相补充,共同促进；在统一的前提下使整个局面达到和谐.从微观说,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从中观说,这是为政之道；从宏观说,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所谓“和而不同”,即和睦相处但不盲目苟同之意.这对于今天我们通过政府机构改革,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善政水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执行,如能运用“和而不同”的思想,经过专家论证、人大常委会审议等法定程序,或让广大社会成员参与决策,就能集思广益,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性、现实性和可行性,防止决策的重大失误,降低决策成本和社会成本.其次,在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调整地方政府内部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和而不同”思想仍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是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间职能配置的基本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加以合理安排、明确规范,避免职能配置趋于“同构化”以及中央高度集权.同时,在规范各级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加强政府间的协调和统一.二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遵循“趋向综合、宜粗不宜细”的总体原则以及“和而不同”的思想,重新调整政府部门间的职能结构,做到职责明确、分工科学,同时注意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3.以德治国的行政伦理观.当前政府机构改革,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离不开行政伦理建设.我国传统行政思想中有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行政伦理思想.如孔子在《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即认为道德教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决非刑罚所能达到的.孔子要求统治者必须有表率的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孟子也说：“行仁政、正君心、修德性.”
　　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在继承传统治国之策基础上的升华,将其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他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所谓以德治国,一是治国者要有德,二是治国者要以德教化天下.普天之下,从上到下,从官到民,皆为有德之士,这是以德治国的最终目的.“官德”是以德治国的首要问题.因此,具有德治思想传统的中国历来重视行政伦理即官德的建设.历史上规范官员行为的官箴要求官员要贯穿“自律”精神,坚持“公”字为重.官箴属于行政法的范畴,但又有浓厚的习惯法色彩.官箴、官箴的重要表现形式——戒石铭,作为行政伦理的载体将世世代代的行政主体连接起来,成为规范行政行为的道德准则.官箴、戒石铭的价值原则,是把朝廷所代表的“公家”（国家利益）置于无可动摇的最高地位,要求各级官吏正确处理“国”与“家”的关系,公正行事,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但当官员发生“角色冲突”时,各级官吏的“组织人格”,在官箴、戒石铭的警示之下,变道德义务为行政责任,避免出现“公、私”倒置,“权利与义务”错位,这就是传统行政伦理的现代意义之所在.
　　总之,我们要积极的继承古代传统行政思想中科学的有益的成分,并发展成现代行政思想,促进当前进行的行政改革乃至整个政治文明建设健康顺利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