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悦悦事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小悦悦事件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

河南商报：这个社会正在反思小悦悦事件,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刘东勋：原来老人摔倒了人们不扶,害怕什么呢?害怕被讹诈,害怕做好人被人欺.现在小悦悦事件,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了.
　　很多人都在反思这个事情,但如果我们只是在人性、道德、修养等这个层面寻找答案,那是找不到的,尽管这些方面肯定存在问题.
　　越来越多事情反映出我们心里善的那面被压制得更深了.
　　对陌生人,我们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友情和亲情,我们也淡漠了很多.现在人们奉行金钱至上,鲜有人思考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怎么选择,绝大多数人都处在“创业初期的疯子状态”,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说随处可见的很多社会现象,显示我们这个社会严重缺失约法和自治精神.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很多人的状态是停留在一种野蛮、蛮荒状态的.
　　这让人非常难过.
　　缺失
　　“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信仰”
　　河南商报：从根源上说,为什么会这样?
　　刘东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关键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乏信仰.
　　那么,信仰很重要吗?非常重要.西方文艺复兴,破了很多东西,但同时他们立了更多东西,比如宗教信仰的旧教和新教,有破有立,没有断层.
　　我们原来是有很多信仰的,比如仁、义、礼、智、信,还有我们的宗法、孝道等.后来我们无神论了,原有的很多信仰推翻了,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树起其他替代的.
　　我们一直没有意识到,而且过去的很多东西也掩盖了所可能出现的问题.中国的历史进程是被打破的,人们欠缺公民社会的理念和意识.结果随着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到来,社会信仰缺失的问题就慢慢显出来了.
　　传统
　　不讲理而是讲谁的拳头大
　　河南商报：缺乏公民社会的理念和意识,这一点怎么讲?
　　刘东勋：中国数千年文明,我们的老百姓一直没有自治思想,我们是从宗法社会过来的,家长统治,至今“礼”的遗存还在,思想还在,是上下级关系,而不是协商关系.
　　中国文化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不讲理”,思维逻辑里没有这个概念.比如你骂我,我也骂你,我可能还要打你.犯罪心态的根源就是不讲理.如果不讲理的话,那就不会讲协商,也就不会讲民主,不会讲法制.民主和科学是硬币的两面,没有民主科学必然不行,反过来亦然.
　　那么不讲理讲什么?那就是拳头大的说话算数了,这个比比皆是.鲁迅先生曾说,每个人的袍子里都藏着“小”,这时候就需要约束这个“小”,但我们不讲理,现在信仰缺失,而且法制也不健全,于是作恶的人自然就多了.我们的习俗和规则在纵容丑恶,这是非常麻烦的.
　　根源
　　社会不能纵容丑恶
　　河南商报：我们在纵容丑恶吗?
　　刘东勋：道德是需要法制扶持的,是互补的,对犯罪行为我们要抑制,不抑制就是纵容.比如车轧死人,为什么老百姓认为轧死了比伤了强?因为按规定,死了赔过钱就没事了,这不是一种对丑恶的变相鼓励吗?绝对是.
　　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注意一点,原来老百姓是没车的,至少车很少,现在老百姓的车越来越多,事故也越来越多,这个问题才引起强烈关注.过去没有发生过吗?是发生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还是就没有发生过?比如南京的彭宇版,是模棱两可的,这就是法律的缺失.在新加坡,如果做好事被讹的话,处三倍的惩罚给做好事一方,我们在这一点上还需要改进.再比如制假售假,我们的处罚太轻,这不也是变相的鼓励吗?
　　我们传统上“不讲理”,现在没有约束,法制也不健全,那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更多的精力要用在法治层面.
　　办法
　　新闻媒体有非常大的责任
　　河南商报：听起来,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文化复兴吗?
　　刘东勋：是.我们非常需要一场意大利式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扫除我们的愚昧状态,这个愚昧主要是指公民意识和理念的愚昧状态,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这个国家的发展、城市的发展,社会的健康有序,在呼唤公民意识和理念.
　　那么怎么启蒙,是靠着类似于达芬奇的大学者吗?不是,要靠“小册子作家”,比如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比如媒体,我们需要反思和重建.现在我们开始提的文化繁荣,就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一直在前进,我们在讨论,我们不满意现状,也在解决,在向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