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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宝鸡在秦史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宝鸡市位于八百里秦川的西部,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故里,周秦王朝的发祥地,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本文想就宝鸡在秦史研究中的地位问题略作概述,以再证宝鸡为秦人发祥之地的科学论断,为秦史研究这朵奇葩再添芬芳.
一、政治、军事中心
1.汧邑
汧邑是秦人入陕后的第一个都邑.《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汧城在陇 州汧源县(今陕西陇县)东南三里.《帝王世纪》云秦襄公二年徙都汧,即此城.”近几年, 考古工作者在宝鸡市陇县东南乡边家庄发现了一处范围较大的春秋墓区,墓主属春秋早期偏 晚的秦大夫级贵族,边家庄春秋秦墓的发现,为寻找汧邑地望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考古工作者根据都城应在陵区之南(边家庄墓地之南)的记载,认为距边家庄春秋墓地约五里的陇县牙 科乡磨儿塬春秋故城遗址当是襄公徙汧所都之城址[1].磨儿塬遗址位于边家庄墓地东南五 里,与后者处于汧河西岸同一片台地上.遗址东濒汧河,南临川口河.两河交汇的塬地当即 汧邑城址,汧城原有多大,尚不清楚,在东南部的台地断崖上可以见到部分夯土城墙.其中东墙的南段保存约百米,南墙的东段保存约200米,东南角亦保存了部分残墙,残高1—2米 不等.残墙上可以看到的夯层一般厚10厘米左右.采集到的器物除春秋早期的罐、鬲等残片 外,还见有战国时期的陶盆残片,素面半瓦当及内饰麻点外饰绳纹的板瓦、筒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残片,说明这一城址曾有较长的使用时间[2].该遗址现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汧邑作为秦襄公的都邑不过14年时间,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说,它还只是一座军事性质的城池,但它作为秦早期都邑,为秦人向关中扩充势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作为秦八都之一 ,理所当然地成为秦襄公时期的政治、军事中心而在秦史上居于一席重要之地.
2.汧渭之会
秦文公“四年,至汧渭之会”[3].这是秦人的第二次迁都也是秦入关 中后建立的第一个都 邑,蒋五宝先生调查后认为,所营城邑当在今宝鸡县千河乡魏家崖村.笔者于1999年3月31 日,前往魏家崖村考察,发现这里关于秦都汧渭之会的传说自古流传至今,许多老人都能讲述秦人在这里建都的情况.此外,秦文公之所以要建都于汧渭之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其先祖非子曾“主马于汧渭之间,后卒获为诸侯”[4],他经 占卜,认为这个地方很吉利,才在此地建都的. 而非子养马的放马滩,据当地老人讲,就在魏家崖村西南的汧河与渭河之间的河滩上,这里水草丰美,是蓄养牲畜的好地方.再者,魏家崖正好位于汧河口的东北部,紧扼汧陇交通的咽喉,这里的二塬,形似石鼻,高出渭河平原有10—20米左右,若建城于此三角塬上,既可依汧河屏障阻止西来之敌,又可一望无余地看到东边沿渭河而来的敌人,后面又能清楚地观察到自北边来犯的敌军,军事地理位置相当重要,这对于刚入关中,又立足未稳的秦人来说,是建立以军事性质为主的都城的绝好选择,因此我同意蒋五宝先生的观点,认为汧渭之会就在今宝鸡县千河乡魏家崖村.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这一地区及其周围出土的大量先秦时期的遗物上得到佐证,如1980年千河乡冯家嘴村村民冯川 省在这里取土时发现了先秦的青铜盘、青铜兽形壶、青铜甗等遗物[5].魏家崖六组村民王志斌在这里取土时发现了极为珍贵的先秦金虎、金铺首等遗物；1991年当地群众在这里取土时又发现了先秦的壶、簋、盘、匜、鼎等八件青铜器及其他遗物等 等[6].另外,这里耕地时还经常可以发现大量的先秦绳纹瓦片、残砖、陶器碎片和铜镞 等等[7].从这些大量的先秦时期遗物来看,汧渭之会邑城当在今宝鸡县汧河乡魏家崖村一带,这种说法是能够站得住脚的.更为可贵的是在汧河入渭附近还发现了秦人早期遗址[8],这就更能证明这一点了.杨东晨先生认为“汧渭之会”城方九里,四周设门,周围有防御性 质的军事设施[9].“汧渭之会”的邑城地处于先周古公居地的西南, 东距后稷的封国“邰”不远,自古就是先民劳动、生息的地方,也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秦以此作为政治、军事中心,无论是向北、向南、还是向东发展都比较有利,尤其是对秦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军事力量的增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3.平阳
《史记·秦本纪》载：“宁(宪)公二年,公徙居平阳”.平阳是宪公新立的都邑,又叫“西新邑”[10].武公“居平阳封宫”,如此则宪公、武公均以平阳为 都邑.平阳故址在今宝鸡县东杨家沟乡太公庙村一带[11].这里出 土有武公铜钟五件,鎛三件.且在钟、鎛出土之处发现不少灰坑,显系长期居 住之故,再加之武公钟、鎛系公室重器,故知宪公、武公所居之“平阳故城在岐州 岐 山县西四十六里”[12],即今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一带.秦人 以此作为其政治、军事中心长达37年之久(前714—前677),宪公、武公、出子均在平阳处理 朝政,接见大臣,并以平阳为根据地向东发展,到秦武公时,秦人已东伐彭戏氏而至于华山之下.平阳都城的确立,
是秦文公历时12年扫除岐雍诸戎势力的结果,同时,秦都不断东移 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了秦人力量的壮大和向东征讨步伐的加快.
4.雍城
秦自“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至献公二年,城栎阳止,历时294年,先后有20位秦君建都于雍城,在此期间虽然秦灵公居泾阳,但20位君主(包括不享国的夷、昭子共22位)死后均葬于雍都南.司马迁在记述德公居雍后,接着说“后子孙饮马于河”,《正义》也说：“卜居雍之后,国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足见雍城非同寻常,它是秦国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13].
秦都雍城,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就对该城进行过调查,50年代又进行了试掘工作,1973—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雍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初步摸清了雍城的位置、形制规模,以及城内的三大宫殿区和城郊宫殿等建筑遗址,还在城南发
现了规模宏大的秦公陵园和小型墓葬区.
雍城遗址位于今凤翔县城南,雍水河之北,纸坊河以西的黄土台塬上.平面呈不规则方形,东西长3300米,南北宽3200米.在雍城内发现了与皇权相关的宫殿区和宗庙建筑,它们分别是：[1]姚家岗春秋宫殿区；[2]马家庄春秋宫殿—宗庙区；[3]铁沟、高王寺宫殿区.在姚家岗还发掘出可以藏冰190多立方米的凌阴(冰窖)遗址一处[14].而 且,宫殿区、凌阴、窖藏均居同一区域,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研究后认为姚家岗春秋宫殿区可能为秦康公、共工、景公居住的雍高寝[16].
从雍地发现这些大量的与王权相关的宫殿区和宗庙建筑,充分说明了雍都作为秦早期都城的繁华和建筑的雄伟、华丽.以上考古发现还说明了秦康公、共工、景工、桓公在雍都的寝宫也已基本确定,文献与文物资料的结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秦早期政治、军事中心的雄伟富丽之景象.
从公元前776年,秦襄公徙汧,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城栎阳,秦人先后在宝鸡地区的汧邑 、汧渭之会、平阳和雍城建都长达393年之久,而在这393年中,正是秦人由偏居西垂的小邦向统一六国的强秦积极迈进的时期,随着秦人入陕后都城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再向北的迁徙路线,明显地反映出秦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和军事上的日益强大,为最后统一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说,宝鸡作为秦人早期的都邑,其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宝鸡是秦人和秦文化发祥之地的科学论断也是无须再作讨论的.
二、秦公陵园及祭祀中心
宝鸡曾长期作为秦人都邑,是早期秦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根据秦人“陵随都移”的文化习俗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考古资料,同样可以证明宝鸡乃是早期秦国的秦公陵园及祭祀中心.
《史记·秦本纪》曰：“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宁公(宪公)生十岁立,立十二年 卒,葬西山.”据高次若先生研究后认为,秦文公、宁公所葬之西山,又叫秦陵山,在今宝鸡市斗鸡台东边的戴家湾村[16].又据《秦始皇本纪》载：出子“葬 衙”.据杨东晨先生研究后认为此“衙”疑为“衍”字之误,出子当葬宪公墓附近,不会葬于白水县地 [17].据此,那么出子的墓当也在宝鸡西山陵无疑.再据《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据杨东晨先生的观点认为,武公的葬地当在今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北边二里的西高泉村一带[18].这四位秦公的葬地,前三位在“西山陵区”,后一 位在“平阳陵区”.宝鸡地区安葬秦公最多的陵区在雍城,我们姑且把它叫做“雍城陵区”,该陵区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一处先秦诸侯国陵地.
雍城陵区,位于秦都雍城之南,即今凤翔县尹家务乡至宝鸡县阳平镇的南塬(雍岭塬)之上,东西绵亘30余里,葬德公至出公等20位国君(包括不享国的夷、昭子共22位),雍城墓地与雍城遗址以雍水为界,南北相望.雍城陵地黄土深厚,水位极低,是一处经过精心选择的理想墓地.考古工作者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工作,已在那里探出13个墓区,内有中字型、甲字型、目字型、凸字型大墓43座.墓上无封土.墓地内以开挖兆沟为界,墓与墓之间有内兆,整个墓地则以外兆环绕,形成了既各自独立,又完整统一的格局[19] .雍城墓地,墓向均为东西向.现已发现有“中”字型大墓18个,这种形制的大墓在东周时期诸侯王国中是最高级别的墓制.最大的“中”字型大墓,称做“秦公1号大墓”,该墓全长300米,墓室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45米.东墓道长156.1米,西墓道长84.5米,总面积5334平方米,比马王堆汉墓大20倍.秦公1号大墓是雍城秦公陵园中目前所知的43座大墓中最大的一个 [20].
宝鸡地区,目前已知的秦公陵园有三处：
一处是“西山陵区”,一处是“平阳陵区”,另一处则是“雍城陵区”.三处陵区共葬有秦公24位(包括不享国的夷、昭子共26位),秦自襄公立国至子婴亡国共36代国君(其中静公、夷公、昭子不享国,实即33代),其中26代死后就葬在宝鸡,可见宝鸡是安葬秦公最多的地方,宝鸡作为秦公陵园确实是名符其实的.
宝鸡不仅是秦公陵寝重地,而且还是秦人至为重要的祭祀中心.《史记·秦本纪》载：“秦文公十年,初为鄜畤,……十九年得陈宝.”《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陈宝祠“在岐州陈仓县东二十里陈仓城中”.这就明确指出,陈宝祠在陈仓城内.据高次若先生 研究后认为,陈宝祠应是秦人祭祀先祖神灵的宗庙[21].鄜畤是一 种宗庙性质的祭祀场所,秦宪公徙都平阳后,在平阳也修有宗庙、社稷及其他祭祀的设施[22] .此外,《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襄公作西畤,灵公作吴阳上畤,这三畤都是祭祀秦人祖先白帝的.此三畤所在地,并称三畤原,据《括地志》载：“三畤 原在岐州雍县南二十里”.即今凤翔县南部高地上[23].又据《史记·秦始 皇本纪》载：“王庙或在西雍,或在咸阳”.可见,即使雍城不作为秦都以后,秦的宗庙建筑大多仍留在雍城.以上文献记载告诉我们,秦人的庙祭及神祭场所大多也在宝鸡地区,宝鸡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再次证明了文献记载的正确无误,如出土于宝鸡县杨家沟乡太公庙村的“武公钟”,当为秦武公“用以在宗庙祭天祭祖的一套礼器”[24].发现于秦雍都遗址内 的马家庄春秋宫殿—宗庙区,也很能说明这一点.其中的1号建筑群即为一组宗庙建筑.还 有4号建筑,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埋有动物骨骼的祭祀坑,石兴邦先生认为可能是与宗教礼仪有关的建筑.文献记载了秦人在宝鸡的祭祀情况,在宝鸡也确实发现了秦人的祭祀场所和遗物,可见文献记载与文物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宝鸡不仅是秦公陵园所在地,同时也是秦人非常重要的祭祀场所,就连秦始皇行冠礼时也还必须到雍城去,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25].
三、交通枢纽
宝鸡自古就是我国通往西北、西南的交通枢纽,在秦时也不例外.宝鸡是秦通往陇西及巴蜀的交通咽喉和向东发展、统一全国的根据地和大后方.首先,在秦国早期,秦人所经营的陇西通道,就是以宝鸡为辐射中心而向东西延伸的.这条通道西起今甘肃天水一带,秦人由此翻越陇山,沿汧河河谷向东南迁移,这时有汧城、汧渭之会和平阳城等秦故都均在汧水附近.秦人所经营的陇山通道,即循汧河流域而西去东连的这条道路,在西周 及春秋早期,就将陇西和关中两个文化区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这条道路也是秦人由西向东,由弱到强渐次发展壮大,直至统一六国,建立强秦的黄金通道,要是没有这条道路 的开辟的话,秦人也不可能入主关中,统一天下.到了战国中晚期,虽然秦的都城已迁至栎阳、咸阳,然而陇西通道仍然是秦都外线交通的主要干道之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陇西通 道成了秦回中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沿回中道巡察,回程部分就是由陇西、天水(秦人 祖先的发祥地)再东北行越陇山,沿汧河经今陇县、汧阳、凤翔(秦故都雍城),再向东至首 都咸阳的[26].由此可见,陇西通道在秦交通史上一直居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秦通往西北地区的主要交通干线.
说到宝鸡交通枢纽的地位,就不得不浓墨重彩地讲一讲雍城这个秦故都在秦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秦德公迁都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雍城位于关中西部的渭北高原上,这里交通位置十分优越,它南控汉中、四川通道,西边扼守着关中通往河西的门户,向东可由原上至西周故都岐邑周原,由原下又可沿渭水流域东达周都丰镐之地,并直达关东.另外,由宝鸡之南开创了穿越秦岭的金牛道、连云道,这些道路南可达汉中及四川盆地,加强了关中与秦岭之南的联系,同时可利于控制汉中及其附近地区[27] .到战国中晚期时,褒斜、金牛、连云和故道(又称陈仓道)等栈道就成了连接关中和巴蜀的全国主干道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的“栈道千里,通于蜀汉”,赞美的就是秦昭襄王时所开凿的栈道的壮丽情景的[28].同时,这句话也说明了宝鸡在有秦一代,的确是 秦通往西南的交通枢纽,这个地位是无可辩驳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宝鸡乃是秦人通向西北、西南及关东的交通枢纽,该枢纽的核心就是 秦故都雍城,当然,汧邑、汧渭之会和平阳城则是这个交通网上的重要城镇,不管是通向西北、西南,还是关东的道路网均是以雍城为中心而向四周辐射的.宝鸡作为交通枢纽的历史地 位在秦时就早已奠定了.
四、经济都会
我们说,宝鸡在秦时是重要的经济都会.首先,从汧邑来看,汧邑初建于春秋早期,下限被 认为不晚于秦武公时期.汧邑的繁荣,不仅包括了襄公的十余年时间,而且很可能还要包括文公居于汧渭之会的50年间或更晚.从该城址现有的遗物看,该城址可以认为属于春秋时代 .但也有一些更晚的遗物,这说明该城有过较长时间的使用.汧邑作为秦人入主陕西后的第一个都邑,它不仅是秦的政治、军事中心,同时也毫无疑问应该是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的经济都会.
汧渭之会、平阳,也和汧邑一样,在不作为国都以后,仍然是秦国的重要城镇.下面着重介 绍一下雍城作为经济都会的繁荣情景.史念海先生认为：“远在春秋战国之际……关中这时已有三个经济都会,即雍、栎邑和咸阳.雍和栎邑不作为政治都会之后,依然保持着经济都会的地位.”这就告诉我们,雍地作为经济都会,基本上一直保持了下来,并没有因为国都的迁徙而衰落.考古发掘也再次证实了雍地经济的繁荣情况.从1962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对凤翔雍城遗址进行了勘探和部分发掘,在东西长约4.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的区域内,出土了2000多件文物,其中以陶器为主,有盆、罐、瓮、鬲、钵、豆、盂等生活用具,还有水道、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有用于生产的石犁、石磨、铜铲等工具.在青铜器方面,姚家岗出土的青铜建筑构件,为新出现的器形,其纹样为蟠螭纹,这是春秋时代秦国流行的纹样.在制陶领域,秦人立国后又有所创新和发展,突出地展现在砖瓦建材方面,如凤翔宫殿遗址出土的凹字型板瓦,以及瓦当等,鲜明地显示了秦文化的特征.在仿铜陶礼器方面,彩绘大耳壶、大口罐等,都是新出现的秦的典型代表性器物.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彩色丝织物及木胎髹漆猪、金鸟、金兽,以及玉器、骨器等,反映了秦国的丝织、漆器、金属细作等各种手工业都发展起来,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此也可以管窥出秦都雍城经济的繁荣程度亦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工艺水平也相当高,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秦都雍城作为春秋战国之际关中地区著名的经济都会,其手工业已十分发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商业贸易肯定也是比较繁荣的[29].
我们说宝鸡在秦时为经济都会,是指汧邑、汧渭之会、平阳和雍城而言的,本文着重以雍城 为例说明了雍城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经济都会的繁盛情况.由于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都曾作为秦都而存在过,作为都城,肯定驻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因而必然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所 以,在秦国早期历史上,汧邑、汧渭之会邑和平阳城也是当然的经济都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五、文化中心
宝鸡在秦国早期历史上,不仅是政治中心,而且是文化中心.秦在西北高原复起立国前,文化是比较落后的,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和典籍.秦襄公立国后,积极汲取华夏文化,形成独具特点的秦文字.到秦文公时,开始设置史官,“初有史以纪事”,失传的《秦纪》就产生在秦文公时期[30].著名的石鼓文,也产生在文公时期.石鼓文是以 诗歌形式纪赞秦国 初创时期秦文公20余年间重大活动的史实刻石文字,据蒋五宝先生研究、考证后认为,石鼓刻制于秦文公二十一年,出土于今宝鸡县汧河乡魏家崖村的石鼓寺.是秦文公有感于汧渭之 会国都落成而纪事志怀的原勒真迹[31].由此可以看出,秦文公苦 心经营长达46年的汧渭之会,不但是当时秦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且,理所当然地也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 .
我们说宝鸡是秦国早期的文化中心,其典型代表就是作为秦都长达294年的雍城.说雍城是当时秦国的文化中心,的确是名不虚传.产生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的《秦风》十篇就是在雍城完成的.例如,秦穆公在以国君之礼宴请晋公子重耳时,就采用赋诗对答的形式,当场做了《诗经·小雅·采菽》,并赋《鸠飞》和《六月》.此外,《尚书》中的《秦誓》篇,是秦穆公时期的作品,也是在雍地写成的[32].再者,秦德公时 ,称热天为伏,“ 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开创了六月三伏天的节令[33].秦宣公 时秦人已“初志闰月”[34].这些都可被视为秦人在天文、历算方 面的成就而载入史册.
以上,也可算是雍城作为文化中心的些许史籍见证.关于这方面的考古资料也有一些.比如在音乐、文学领域,有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石磬,其铭文是篇韵文,文辞优美,结合《诗经·秦风》中的诗歌文辞看,秦国的文学水平已不低于东方各国.秦穆公说,秦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考古资料证实此言不虚[35].从秦文公时期的石鼓文到秦景公时期的石磬文,充分反映出了秦人在文化方面不断发展进步的脉络.
我们说雍城是秦的文化中心,还体现在美术作品方面的巨大成就上,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主要是见于各种器物上的图案花纹,以及少数雕塑品.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已开始出现一些独立的圆雕作品,如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金鸟、金兽、漆木猪,凤翔战国早期墓出土的 陶牛等.金鸟、金兽的造型逼真生动,是艺术佳作.漆木猪形体介于猪与兽之间,通体用黑、红色漆彩绘,风格有楚国的意味,可能接受了楚文化的影响.陶牛的造型古拙、质朴,仅求其形似,气韵不够生动.虽然如此,但在雕塑史上却具有重要价值,它表明雕塑艺术已渐次从器物的附属品中脱离出来,向独立的艺术部门发展[36].
以上,我们概要地讲述了宝鸡作为秦人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总括全文,我认为,宝鸡是秦国早期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秦公陵园及祭祀中心；交通枢纽；经济都会和文化中心,是早期秦人的四都所在地,因而在秦史上居于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历史地位也再次向世人昭示了宝鸡是秦人发祥之地的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