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是被慈禧毒死的吗

光绪帝是被慈禧毒死的吗
真的吗

不是的!
光绪死因分析
光绪帝38岁时驾崩,确属短命皇帝之列,为什么呢?
光绪34年10月21日（1908年11月14日）下午5时33分,龙驭上宝.10月20日仍由四位御医施焕、吕用宾、杜钟骏、周景涛先后诊疗,各书脉案,分处方药.其实,杜钟骏在10月17日已就病危“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发出警示,并就此可否写入脉案,探询内务府,军机处各位大臣.从减除自己之责任.各位大臣明示我们都知道了,但不可写入脉案.与此同时,各位御医在脉案中也都先后强调治疗“在在棘手”、“于棘手之际”、“殊深棘手”.显然,各位御医对光绪之病危已欲放弃治疗,束手无策,免强处方用药了.至10月21日晨零时,急请太医院院使与仲元、御医全顺、忠勋等诊疗,已是“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了.
光绪帝满含悲愤,怨恨告别人世,立即引起朝野绘纭议论,加之慈禧也在22日死亡,中外震惊,社会普遍认为,年仅38岁的光绪,却死在74岁慈禧的前面,这就怀疑光绪之死,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怎么谋害?是谁谋害?的议论便绘纷出笼.
例如：光绪帝的近臣、御史恽毓鼎,在其《崇陵（光绪地宫）传信录》中,徐珂的《清稗类钞》等,一致认为慈禧在自己病危期间,惟恐自己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推翻她的既定朝政,平反由她一手制造的冤案,便令人狠下毒手将光绪害死.又如：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所著《慈禧外传》,德龄所著《瀛台泣血记》等,则认为：清宫大太监李连英等,由于平日依仗主子慈禧皇太后的权势,经常中伤或愚弄光绪,他们在慈禧病危之际,十分惧怕一旦慈禧死亡,光绪重新执政,一定会一一清算他们经日的罪孽,便先下手将光绪毒死.更有颇富说服力的报道,这就是《逸经》杂志29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断言光绪是被害死的.这一报告所以更引人关注,因为写这篇文章的是一位曾给光绪看过病的御医亲眼所见的报道.这位御医名叫屈贵廷,他的文章说：在光绪临死的前三天,他进宫为皇上看病时,发现光绪本来已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疼.没过几天,光绪便死了.从而认为,光绪是被人暗中害死的.查光绪宣统两帝在位前后三四十年间为皇上、后妃等医疗病案,均未见有御医屈贵廷者,显然这一报道之可信性大成问题.而前述四人之记录也是推断猜想,并无真凭实据,所以光绪帝死于谋害、毒害之说,也就缺乏事实证据,或者基本上可以予以否定.值得肯定的事,是1980年清理崇陵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身长1.64米,并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头发,未见有中毒现象.如此,即可肯定,光绪之死因并非有人谋害.
那么,光绪年仅38岁死亡,究竟什么原因引起的?当然,回答为久病治而不效死亡的,虽然笼统,也不算有错.但人们若要深究,是什么病?那么多全国名医为其诊治十余年竟然最终未能治愈为什么?为什么究竟何原因致死?这就十分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符合真实情况的说明.一定要探索究竟,虽然有丰富脉案可供讨论,但这些脉案由于记录者在政治因素干涉下,不能真实书写,加之时代学术条件的限制难以诊查出疾病之实质.加之也难免预防性避重投轻、报喜不言忧的现象,这就为我们今天的讨论带来很大的困难,要做到确切几乎没有了可能.现仅一些可能分析如下,以供有趣想要了解光绪真实死因者作些参考.
1.光绪童年乃至长大都是处于孤独中既无母爱,也没有童年的欢乐,光绪近臣恽毓鼎认为：“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指出：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待从宴游暇豫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光绪童年体质素弱,生有若干慢性脾胃违和消化不良等病,成年前后又患极其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久治不效,19岁成婚又是“母后”慈禧以十分丑陋的侄女强迫为光绪皇后,藉以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光绪心爱的珍妃,却被慈禧派人推入井中致死.长大的光绪,深感一国之君应有所作为,于1898年4月22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执行不到百日,慈禧就于8月4日发动了“戊戌政变”,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与珍妃也被分地囚禁.悲愤、怨恨的十年,日夜担惊受怕.囚禁生活,特别那些奴才太监的奚落白眼,令他受到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不要说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光绪,即是健壮者,也难以遭受如此的折磨.
2.严重的疾病缠身,虽然经过数十位御医千方百计诊疗救治,也没有获得令人欣慰的效果,在十年囚禁生活中,疾病痛苦不断加重,在这种情况下,情志影响疾病之治疗,疾病不愈加深情志之痛苦,形成恶性循环.从而不断加速着身体、脏腑的日渐衰弱,逐步步入衰竭而不治.
3.究竟是什么病呢?检阅诸御医之诊疗记录,是很难作出比较确切的诊断的.如果病案记录真实、全面.仅靠症状诊断学知识,尚可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诊断,但是,光绪的病案记录还不俱备真实,全面性要求.因为,一有慈禧对光绪疾病诊断与治疗方案的干涉,甚至必须遵从慈禧的主旨,慈禧以知医道自诩,而且十分霸道,御医多不得不从；二有光绪自己也以知医自诩,对自己的疾病也多加干预,甚至严励问责御医,除非御医有不怕掉头而敢于申述原变者；三是御医们的态度,他们在慈禧政变囚禁光绪的情况下,虽然是囚禁者与被囚禁者,但他们对御医们来说都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都有着生杀大权,在触及其伤痛时都是不可理论的.对御医们而言都要以奴才称谓自己的情况下.论治其病之原则：必须遵从慈禧,光绪谕示,甚至有的御医将医疗原则方法放在次要而一味顺从讨好相关者,至于御医们在会诊中大多存在随大流,避免独挑责任者,亦常有之.所以在疾病病因病机之诊断,脉理证候、辨证论治等论述,很难说是真实、全面的.因此,依据如此丰富的医案记录作出诊断,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我们讨论光绪究竟是什么病,因何而死时,这些资料无疑还是我们珍贵的参考.
4.御医们诊疗记录摘要
光绪4-22年（1878-1896）年间,即8-26岁时,时有脾胃不和或时感风寒,或交替发作治多调理脾胃或清热化湿有验,但终未改变其虚弱的体质.
1897年12月始,御医们之诊疗始作肝、肺、胃三经之病证,用清解化湿类治疗.
1898年4月光绪实行变法,宣布明定国定诏,8月变法失败,慈禧发训政诏,复重帘听政,光绪被囚禁,完全失去自由与皇权.
1898年5月7日,变法中之光绪由御医诊得：“系气虚阴亏,脾欠健运,不易化湿,肝旺郁热,肺金欠利,肾气不足,上焦易生浮火……腰腿时有疼痛,常有遗精之候.”在变法紧张之三个月间,上证未见完全治愈,其精神因素恐为诸证久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1898年8月6日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光绪被囚禁于瀛台.由于光绪疾病日益严重,或诸御医被禁与光绪接触,直到9月3日,才有御医卢秉政、朱焜、陈秉钧、庄守和、李德昌、范绍相等诊光绪病,提出肝肾久亏,脾胃均弱,是由“心肾不交,肝气郁结,阴不潜阳,虚热上蒸于肺,中气不足”,认为：“此心不藏神,肾不藏精,肺不藏魄所致”.御医们之病因病机已在字里行间大胆指出了“肝气郁结”、“肝肾久亏”.但是,由于“肝郁”之诊断触及了慈禧的政治神经,自然难以通过,也就不会用其治法.
9月4日请法国驻京使署医官多德福,为光绪诊疗,按其所记医案,光绪全身似无一处没有病痛者,其诊断为“腰败”、“腰火长症”（肾炎）,提出治疗原则“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益易也”.此显然与光绪对自己之病证认识相违.
故此后御医们之诊疗在肝郁上逐渐淡化,参与会诊之御医也不断有所词.转而重视“本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肾不足,虚火上炎,灼其肺金,木燥风生使然”.此后除“肝肾不足”之“肝”也不在诊断上出现外,其他认知则在变换中继续作为医疗之依据,一年多的治疗显然难见疗效.
1900年2月21日-7月1日从光绪医案资料看,御医诊疗记录十分稀少,不知是资料遗失不存,还是其病已有显著好转,或因列强入侵政局不稳,尚难作出判断.1900年7月14日天津失陷直接危及北京,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挟光绪出逃西安,直到1901年9月签订《辛丑条约》慈禧回京,这期间光绪病情是医?是停?现无记录可循.光绪囚回北京,太医院已被侵占为俄驻华使馆,尚在的御医也没有了办公场所.显然在这些年月里,难以有规矩有秩序的由御医们为光绪医疗?
直到1907年7月20日才又有了脉案可作分析研究的依据,在些半年间,主要由力钧、陈秉钧等诊疗,力钧虽时有以西医解剖、生理、论病,但诊疗尚未离中体,如认为“病在肝气不舒,胃气不健”,中西汇通之气息较浓.月余后,逐渐转为以陈秉钧等领衔诊疗,恢复中医传统诊疗体系.
1907年8月19日至9月25日陈秉钧、曹元恒等继力钧等之诊疗2月余之后,诸症更感辣手,主要由于“温则防口疮遗泄,清则防脑响腹泻,补则中央不运,散则腠理更疏”.光绪也谕：“药力过热,平素气体本上盛下虚,若多服补剂,徒助上热,于下元之虚弱毫无裨益.嗣后用药总宜详细斟酌,勿使虚热上攻,仍须引火归元.”同时指责御医“方剂杂投,非但无效,而且他病丛生.”甚至指名斥责陈秉钧“素号名医,何得如此草率”.
御医们自然遵旨以为诊疗之指针,但光绪之病不但不见好转,病情反而日渐加重.
1908年3月始,又更换御医,或请各省举荐名医参加会诊治疗,此刻即由忠勋与曹元恒,或陈秉钧与曹元恒诊治,旧症不减,新症丛生,光绪情绪苦闷,厌药更趋严重向御医,提出“能否用外治法或〇（左火右腾去月）洗或贴膏药,酌一妥法备用”,故有东安门内大街万安堂药铺“百效膏”之用.此后光绪又强调：“当另拟便方或外治诸法,以免服药过多,毫无裨益”.由于光绪疾病日益加重,长期服药无效而产生的烦恼更加情绪激动,不断“指导”御医诊疗.因此,在御医的医案中,更多出现了“伏乞圣裁”之用语.
陈秉钧诊疗虽遭光绪严责,但仍不断启用,直到9月2日.光绪之病可以说是百法用尽,终未能有好转之良策.从此,外地举荐之名医,更多来至皇宫,光绪之诊疗逐渐转由张彭年,施焕,以及屈永秋、关景贤,乃至吕用宾、周景涛等诊疗.虽经多次换医,但光绪在意识尚清时,不断斥责“其疾已日甚一日,方药总无寸效”,甚至于9月24日悲观指出：“难望见愈也”.此后已不再看到光绪对自己疾病诊疗谕示意见了.
进入光绪在世的最后一个月,虽然日日有御医诊疗,甚至一日同时有四御医诊疗,各书脉案,这些几乎相同或类似的长篇累牍的诊疗记录,其参考价值已十分有限了.但能明显体察到御医们各怀心思,对预后责任之担当上均有所关注.例如：杜钟骏在10月18日脉案中强调：“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其《德宗请脉记》更记录他曾向内务府、军机处请示是否将光绪病不过四日之预见写入脉案；19日吕用宾也书明“棘手”之意,而杜钟骏进而强调“殊深棘手”；20日施焕在脉案中首先指出“且睑微启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动”之危相；10月21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诊得光绪“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关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
21日酉时二刻三分,回事庆恒奉旨“皇上六脉已绝”,“龙驭上宝”.
综览光绪之医案,实难作出何藏何府或何系统之疾病而最终造成不治而死亡的结论.但究竟因何而引起诸藏府功能之衰败而引致死亡,确也应该有个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法.对此,的确应该关注“心身疾病”,最终可以导致阴亡或阳亡而终的后果.现仅就此,作一些讨论,或能对光绪被囚10年终致死亡的病因获得一个比较可信的意见.可惜,诸御医们虽然注意到“情志因素”,但因政治干预,未能按情志诊治.其实,诊治情志病本是中医学之所长.例如：《黄帝内经》早就严肃指出：“精神内伤,身必败亡”的严重后果,难道光绪不正是由此而造成之悲剧吗?
情志为内因,首先伤肝,所谓肝郁,其次伤心,即为心身疾病,肝伤则脾胃失和,消化系各种证候日益明显,心气伤则心肾失调,精神生殖泌尿系统诸证日趋严重,肝脾心肾均显失衡证候,肺气亦难独健,终致“病经日久,实实虚虚,在在棘手”,五脏皆败,神仙难医.
光绪之病,病在其皇帝已成年而力求改变大清国运之变法,成功在即兴致勃勃之时,慈禧等突然袭南昌,发动政变,不但杀死光绪变法所依之安臣,而且自己也被囚禁失去自由,悲愤、恼怒之情思无人可诉说,只能独自感受,如此郁闷一位健康之人也难能忍耐,况且像光绪从小虚弱之体,怎能适应如此严励的打击.这是光绪被囚禁之后发病的根本原因.
1898年8月光绪变法失败,被慈禧发动政变而囚禁,直到1908年10月22日死于囚所,整整10年零两个多月,10年铁窗,使光绪完全失去与知心人谈吐的可能,御医诊疗也只能在慈禧所能允许的情况下施治.慈禧深知光绪疾病之根是情志肝郁,却偏偏不许御医以此立论,其恶毒如此.治不能对证,必然导致迁延不愈,从而正中慈禧之下怀,光绪终于因肝郁而逐渐波及五脏,致使脏腑相继受损,发病而衰败,乃至最后阴阳离决而死亡.
光绪之疾病,按10年中御医们的诊疗记录,仍然可以明显察觉出内伤七情终致死亡的写照（西方称这种病为心理生理性疾病,日本人称之为心身疾病,中国西医曾延用神经官能症）.或可认为是一部典型的病史记录,尽管奉慈禧谕示,不敢明言“肝郁”之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