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番王制度明朝朱棣即位以后,封了十几个王!据我所知道,那些王爷,都有自己封地,军队,和赋税!除了 正德一朝,那宁王近

明朝的番王制度
明朝朱棣即位以后,封了十几个王!
据我所知道,那些王爷,都有自己封地,军队,和赋税!除了 正德一朝,那宁王近乎白痴般的造反以外?为什么没爆发大规模的叛乱呢?如汉景帝朝,七国之乱,那样的判乱,为什么没有?似乎也不见史书有 过类似"推恩令" 这样的政策!为什么,求教!
1楼回答乍看之下，颇有道理。细细想来，有三点不妥之处：
其一：造反之事何等重大？自然是处处小心，哪会给锦衣卫，东厂的人轻易发现？
其二：明朝的哪些锦衣卫，东厂监视百姓、大臣来，自然是游刃有余，倘若是有野心的番王，似乎有些力不从心了。连宁王那白痴都没发现，何况他人也？
其三：只要前期准备充足，就算被发现，莫非还怕被抓？立马起来，打来便是！

明朝对宗室的管理,总的来说,在洪武时期较为宽松,永乐之后渐趋严格.
永乐以前,在政治上,建藩初期,王府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在封国内,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亲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洪武二十作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使人致王罪而使王遇不幸的话,则天子必定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司可行文五军都督府索取该奸臣,都督府应捕奸臣奏斩之,并族灭其家；而且郡王子孙才能堪用者,考验授职升转,即洪武时宗室子弟可以入仕.这些规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为天子耳目、监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有权训兵待命,等天子密诏统领镇兵讨伐.
经济上,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待遇很优厚.岁禄单是米一项,即达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但是,到朱元璋后期,从在外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亦渐渐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特别是皇太孙也曾问他：“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所以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又规定：亲王王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后来又规定：王府废除王府的相傅,升长兄司为正五品,长史由皇帝亲自选派,若王有过,则诘问长史,即长史有监督、规劝藩王之责.到了洪武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不过朱元璋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夹辅王室,要讲亲亲之谊,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形成尾大不掉不势,以至于朱棣有实力发动夺位之战.
永乐帝即位后,鉴于前朝之失,对控制藩王极为重视,或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属官、护卫,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
永乐时又废除宗室可以为官规定,即使是宗人府,亦改由勋戚大臣摄其事而不备官,所领事务均归礼部管辖.文武百官对于亲王,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正统十四年（1449）,韩藩襄陵王欲入京师,后又愿率子婿从征入侵的蒙古人,但没有得到批准.甚至明末清兵进逼京师,唐王倡议勤王,竟被废为庶人.明末,由于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于是强烈要求弛松藩禁、请田联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万历中,更定的《宗藩事例》,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但实行时又加以限制,如对于县令等“亲民官”的职位,朝廷不能放心授于宗室,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
亲王封国后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出到封国,以后非奉诏不得进京.永乐时由于笼络人心,准许亲王入朝觐见.成祖死时,宁王权奏请进京,仁宗即以“祖训不敢违”加以拒绝.之后,除天顺时为了“塞疑谗之隙”,特准襄王入朝外,亲王再也没能进京的.
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如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对宗室的约束还有：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由于宗藩条例多,宗室动辄得咎,被废为庶人的不少.藩王势力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削夺之后,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那些好饮醇酒、近妇人的藩王,因其对朝廷没有威胁而被称为“贤王”,受到奖励.宗室成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