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发展得到什么启示

中国科技发展得到什么启示

1结构功能主义视野下的社会转型与科技发展功能与结构方法是系统中一种最常见的方法.事物系统在外部的相互作用中,所体现的基本特征是系统的功能.比如封建社会确立后,科技发展取得了光辉的成果.这是封建社会自身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封建社会的结构则主要是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思想结构这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关系的空间表现则是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也就是封建社会的滞后性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科技与封建社会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时,它确立的一套体制和运行机制适应并保证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虽然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早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却没有进化到新的社会形态；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以领先世界多年的成果积累,也没能够向近代科学转型,近代自然科学最终产生在曾经落后于中国多年的西欧.照说中国社会和科学技术早就有了向近代转型的物质技术基础了,然而在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好像并未能够同步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法则似乎失去了效力.这样一来,人们似乎不得不从生产力以外的因素中寻找原因.有从独裁专制的上层建筑体制着手进行分析的,有从儒家思想禁锢了社会意识形态进行阐述的,还有的则从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教育制度来寻求原因的.这些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揭示问题的实质做了定量的准备.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以上所说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和封建教育科举是一种综合的相互调节的机制,它们是共同起作用的,并不是单个的孤立因素.“经济结构虽然是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与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对它进行调节,为它提供条件,单靠经济结构本身并不能保持稳定.这三个子系统是互为因果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圈.我们把它称为社会结构调节原理”［1］.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在近代科学尤其是在现代科学产生后才表现得更为明显.但是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中的渗透性要素却无时不刻地发挥着它自身独特的功能.然而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封建的社会结构进行相应的变革以便向更高一级的形式发展时,“旧的结构就不能允许功能发展”,封建的社会结构是不会允许科技发展脱离服务于它自身的目标的,并且最终又限制了科技的深入发展.“由于功能发展的促进,便在新的范围内建立起更高级的事物结构”［2］,但是,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形态转变并未出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因而科技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失去了明清以前那种快速发展的势头.在这种循环下,于是出现了“生产力早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却不能演进到新的社会形态”［3］,科技也已达到相当高程度的积累,最后也没有能够向近代科学转变,导致了社会结构和科技功能双重滞后这种遗憾的历史结局,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缺陷和功能的不足造成的恶果.于是在自身科技功能发力受限而社会结构又长期停滞的情形下,只有等待外部的冲突因素来刺激其结构与功能,这样才能得到往前继续发展的动力,犹如鲶鱼效应所展示的那样.但是此时的封建社会统治者自身已经失去了进行社会结构调整以继续大步向前的勇气,反而是一味沉醉在虚幻的“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夜郎自大,脱离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而社会中的士子精英们仍然以“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来自我欺骗和麻痹.那么,这时就只有等待外部因素的介入,才能为结构的重构和功能的更新提供条件,但对于古老而又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这是个长期痛苦而又充满荆棘的漫漫历程.2封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科技功能的互动机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运动和矛盾推动而发展的.当然马克思主义也不否认外部冲突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社会结构是生产关系的社会表现形式,包括社会政治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这三方面构成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大致面貌.而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中的渗透性因素,如果说生产力是社会的功能,那么生产关系就是社会的结构,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因而,科技功能的发展将会推动和促进社会结构的变化.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社会结构的这三个方面,从而揭示出社会政治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与科技功能发展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制约关系.2．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和科技功能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结构是封建君主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以君主为首的金字塔式的结构.中国古代政治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君主专制政体的超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封建政治结构停滞的一个表现,即封建社会始终未能向民主政体转变.春秋战国时君和士的关系是君臣关系的一个侧面,两者地位在某种范围内几乎是肩差而立.那时有许多诸侯求见士而不得,吃了闭门羹的故事.但是汉代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导致了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体化.自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后,儒家政治思想就走向了片面和单向化发展,而原来对君臣之间的双向要求逐渐被淡化了.在古代的封建纲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信条下,要发展出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另外,科技发展要求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创新主体,要求学术自由,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只能是阻碍知识的传播,阻碍人们做出理性的判断和采取理性的行动.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学术自由的空间.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到了其后期更是一个具有浓重的道德意识色彩的国度,《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博士对此曾有过深刻的阐述.在一种政治和文化专制主义氛围中,统治阶层又实行愚民政策的情况下（八股取士就是明清政府愚民政策的典型表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康乾盛世”究竟能否算得上“盛世”,大可存疑.片帆不许下海,不可谓自信开放；文字成狱风行,不可谓言路畅通；一部字典、一部《四库全书》,不可谓文化昌明；只能训诂不敢言“大学”,不可谓思想活跃.以上的描述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明清以来专制主义极端强化的情况下当时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停滞的情况,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可见,在中国古代封建政治长期停滞,没有能够过渡到民主政治体制,并且缺乏相应的法治的精神,最终影响了科技发展所需求的有效的政治支持.2．2封建社会的经济人口结构与科技功能进步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中国在5000年的农耕自然经济历史中,出现了举世闻名的农业盛世,产生了农耕经济文化理论,涌现了许多技术发明.这些农耕经验和技术被我国历代的农书记载下来了,形成了一个文献系统,如北朝《齐民要术》、唐朝《耒耜经》、宋《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清张履祥《补农书》等,这些农书的内容,包含了官方生产管理和地方知识,并概括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思想和操作方法,表现了很高的文化意识.不过,这种农耕思想和技术之类的书籍最注重的往往是天象气候与农事耕作的联系,而不是为了发展天文学.这是中国农耕技术发展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二十四节气就是农民安排农事的依据.所以在农耕发展的同时,各代也非常重视历法的改进和编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却往往无法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出它们的最大作用,比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记载的先进耕作技术并没有发挥出它们在生产中应有的效用.又如,由于小农经济保守、内敛的惯性使然,明朝廷在停止远航活动后竟销毁了郑和航海的部分档案,而在中国曾经辉煌灿烂的天文观测成果也没有引起天文学的革命,因为天文、地理测量的成果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是关乎皇朝命脉的国宝和神圣的御用物,而非是处于科学研究和发展的需要.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经济自身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家庭耕作生产发展的模式.封建家庭人力结构使封建社会拥有了优质而丰富的人力资源,而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的表现,中国封建社会的农业因此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是家庭小农耕作形式又限制了技术分工的细化,也限制了作为生产力表现的生产工具的进步,同时也限制了生产工具在社会生产中发挥出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这就使社会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和条件严重不足,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不能发展出工业.中国封建家庭这种以人力增长来弥补工具技术不足的发展模式,使得社会生产和改良不是沿着劳动分工———生产工具的提高———生产力提高这样一条依靠科技进步从而促进生产发展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发展,而是相反的,走增加劳动力———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生产总量这样一条依赖家庭内部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来扩大社会产生总量的外延式发展道路.“加洛和莫阿夫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生活在一种只可维持生存的低水平线,该水平线围绕一个常数波动,没有太大变化.人均收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反而更大的增多了人口数量.技术的进步会带来暂时的收入增加,但是人口的增长将很快赶上来,结果生活的质量又再次降低.不仅在工业革命的诞生地欧洲是如此,在整个世界都是如此.根据经济学史家的研究,18世纪中国人的相对生活水平比公元元年时事实上还要低”［4］.2．3封建社会述而不作的意识形态结构与科技功能积累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人们在分析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滞后性问题时,注意的最多的往往是社会意识形态对科技发展的现实制约.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古人有着一种“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家）、“述而不作”（儒家）、“顿悟”（佛家）的心理和一种“尚意”和“至良知”（王阳明）的追求所造成的.比如教育体制决定知识精英阶层的面貌,在中国古代的科举教育体制下输出的是“内圣外王”的儒家式的治国人才.儒家理念奉行的是“温良恭俭让”.从本质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政治哲学文化,科学创新至多不过是他们的副业或闲暇之娱而已,而士人精英们打心底里是看不起从事“奇计淫巧”的科技工作者的.这就造成了科技发展中的理论创新主体的缺乏.“最大的一批发明家无疑来自平民、匠师和手工业者,他们不是官员,甚至连小官也不是,也不属于被半奴役的阶层”［5］.而在生产劳作实践中的技术发明者由于缺少理论知识的坚实基础,所掌握的技术始终无法上升为理论总结.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像《墨经》这类的科学书籍（该书对形式逻辑等有过较为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在往后鲜有再现.“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所能起的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它实际掌握群众的广度和深度,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即当理论被群众掌握时,就可以转化为无穷的物质力量.而在古代中国,城乡是具有对抗性质的,同时中国古代掌握科技实践力量的主体和拥有科技理论往往又处于对立状态.科举教育制度下造成了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的脱节.在这样一种科技创新主体自身理论与实践相互分离的状态下,科技进步过程中那种由自发向自觉发展的要求是很难实现的,科技发展分散状态很难整合.因此,社会意识结构中自身发展条件的缺陷造成了科技功能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一旦科举制度随着历史的推移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时,科举走向了尽头,人民的思想处于禁锢之中,而整个社会又已经丧失了励精图治的自我更新和挑战的勇气.那时知识精英阶层仍是以一种“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过时的儒家信条来麻痹自己,终至于闭关锁国而又夜郎自大,脱离了历史发展大趋势.而像徐光启这样一种将儒学和西方科技知识“会通”的学者则是大为罕见的.况且那已经不是在传统社会意识结构下产生的成果,因为此时的徐光启已经铱眅了西方的基督教,是在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积极成果了.在封建的中国社会结构中,科技发展终究没有能够负担起普及科学,提高国民素质的重任,社会的意识结构和社会心理终究没能从浓重的儒家文明的道德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上我们分别从社会结构中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它们和科技发展之间的影响与相互制约性.我们从中看以看出中国古代科技功能发展滞后正是由封建社会自身结构的长期裹足不前导致的.3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交融下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塑与科技功能的萌动当一个社会的结构停滞不前时（恰恰中国封建科技与经济论坛肖来付,苏振芳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发展历程的启示社会又长期处于止步不前）,这时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外部因素的介入,以改变这个社会的结构,或重新塑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这样才能为这个社会的科技发展创造出更高级的社会结构体制,而肩负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就是至今仍在继续着的中西文化大交流.各种文化的融合需要时间,时间意味着进化和进步.老祖宗自1840年与蛮夷会师于鸦片战争而颜面扫地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结构同时也开始迈开了改变它往昔的面容的步伐：“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现在它忽逢劲敌,对于他自己的前途,很无把握,所以急于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绩,及他的敌人的既往成绩,比较一下”［7］.不过,结构与功能主义理论的一个缺陷是过于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均衡性,却忽视了社会冲突的作用.鉴于此,冲突理论则认为：冲突是每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的,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冲突对社会的作用不仅具有破坏性的一面,而且还具有建设性的一面.由于中国封建社会自身结构的长期稳定性,而这种结构又造成了科技（生产力）发展功能的不足,以至社会生产无法完成变革生产关系（封建社会结构）的任务,似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其变革的规律失效了.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发展要求的结构更新在封建社会内部无法得到满足,这时就需要有外部因素的介入才行.“以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尔和米尔斯为代表的冲突学派把冲突看作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和相互作用的一般形式.他们认为,冲突是任何组织都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存在并不都是坏事,他既有破坏性的一面,也有建设性的一面”［8］.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出现了中外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交流（第一次是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社会生产、生活相融合）,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仍在继续之中.它使封建社会再也无法保持原封不动的结构,终于使她出现了种种松动和变化的迹象.于是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将中西科技和文化融会贯通的“会通”思想,这就为科技生产功能的重新发展松了绑并开始解除其发展的束缚,社会结构与科技功能的循环互动开始得以再次萌动,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循环在西方外部因素强力介入的情况下得以重新开始正常运行.中西第二次的交流及由此所产生的震荡的强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同时也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中的结构和功能的更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总之,中国封建社会的封闭性系统在外部冲突条件介入的情况下,在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这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开始了它迈向近代化的步伐,虽然它的起步比西方晚了许多.以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博采众长、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在西方传入中国的众多学说中,如：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封建社会的结构得以彻底改变、旧貌换新颜则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了.从此,社会结构得以重构,科技功能得以发挥,在解放后,社会结构与科技功能实现了良性互动,较之封建社会,国家取得了一系列的更加伟大辉煌的科技成就.“近代以来许多志士仁人寻找救国道路,他们给自己贫弱的祖国写下的第一份诊断书是,中国受到列强凌辱的原因是兵不利、甲不坚、科学技术不如人.因此开列了‘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药方.我们曾不止一次嘲笑他们是庸医：在一个腐朽的封建政权下怎能指望发展教育和科学!所以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经过数十年奋斗,用武装推翻封建政权,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