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我和普通话的趣事》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综合作业 时间:2024/11/06 07:37:05
作文《我和普通话的趣事》
“彩色”普通话
公公50多岁了,地道的绍兴人.虽然很早就出外打工,跑过辽宁、河北、湖北、福建等很多地方,但因为都是和绍兴人在一起生活干活,所以普通话一直没啥进展,实在不行就说些绍兴普通话出来.后来不漂了,稳定了,但因为在建筑工地工作,接触的又偏偏大多是外省的人.
一天中午,公公接了个电话,对方来问啥时候汇款,公公便要求对方先把银行账号报过来.对方报完卡号后,说这银行卡是他老婆的.公公就问:“那你老婆叫什么名字,怎么写?”……“傅,哪个傅?”“古?到底是傅还是古?”这样反复了几次,公公急了,嗓门提高了些.“又是古又是月,到底是啥,你不是说姓傅吗?”在一旁的我说:“是不是古月胡?”公公听我一说,问道:“是不是胡?刘胡兰的胡.”公公说的刘胡兰是典型的绍兴普通话.婆婆在一旁偷笑,对我说:“你看,他的‘彩色’普通话又出来了.”结果双方自然还是没法顺利交流.我说:“是不是胡萝卜的胡?”公公重复我的话,问了对方,这下总算对了.可是当公公问第二个字怎么写的时候,又没法交流了.“登?登高的登吗?”……“那是哪个字?说普通话呀!”
汗颜,看着他们俩这样辛苦,我真想拿过手机来接.最后,我跟公公提议,让对方发短信过来吧,省得这样直着脖子喊,其实完全跟声音大小没关系,只是双方语言不通,对方是四川人,带有浓重的口音,虽然公公一再说:“请讲普通话!”说实话,公公的普通话也不咋样,那个‘彩色’普通话让对方够呛.但是通常只要我们说一遍普通话,他还是基本能依样画葫芦的. ■寒 露
“斑斑”与“掰掰”
2008年4月,经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测试,我的普通话水平被确认为二级乙等,应属中等水平.可相比从小就讲普通话的女儿,仍差一大截.
我和女儿平时已习惯说普通话,但跟她交流时,难免被她数落和冷嘲热讽.尤其是在给她听写词语时,常常因为我报出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害她听写错误.记得在她中考前夕,听写作业特别频繁,我出错也是三天两头,不是读错字就是读错音.如:缄默的“缄”(jiān)第一声,我会读成第四声“jiàn”;余晷的“晷”(guǐ),读成“jiù”;惬意的“惬”(qiè),读成“xiè”……在女儿面前出错越多,在其心中的威信便越来越低,我内心也就越发感到不安了.为重树威信,此后,我常把字典相伴左右,一遇狐疑之字,便查个水落石出.读错字的情况倒是少了许多.而因舌头僵硬,读不准音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前天我俩一起看电视时讲起电视剧《三国》,我让她跟我一起看(她还没看过),还跟她说了剧中主要演员.她说电影《赤壁》中金城武饰演的诸葛亮肯定比陆毅演得好,我说:“未必,你别媚外了.”我却把“媚”(mèi)读成了“mài”(音谐“麦”),她看我读这词绕嘴了半天也没读准确,自己忍不住用标准普通话脱口而出.我也只有自嘲一番的份了.
我父亲的普通话自然更不标准了,每次叫女儿名字“云芸”(yúnyún),总是叫成“yǒngyǒng”(音谐“永永”),我女儿听得直吐舌头,还嚷嚷着:“难听死了,我以后要改名!”
女儿至今未改名.而且,久而久之,也习惯了我们弊脚的普通话.我父亲把女儿最近养的宠物狗“斑斑”(bānbān),总是叫成“bāibāi”(音谐“掰掰”),也不见她表情异样.偶尔反倒会跟着我们讲几句不标准的嘉善话.只是,听她讲嘉善话,估计跟她听我们讲普通话的感觉是一样的——别扭!
■水中花
闹笑话后学说普通话
我老家是武汉,在嘉兴打工已有5年.刚出来打工时,我的武汉话常常让同事们摸不着头脑,并闹过不少笑话.
一次上班途中,老板要我去商场买点办公用品.在商场,刚好碰上有一个柜台在优惠推销童鞋,便给孩子买了一双.办完事回到办公室,我随手将鞋甩在桌子上,然后又出去开会.下午临下班时,我才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忽然发现桌上的鞋子不见了.我急得大声喊起来:“谁看见我孩子的鞋(武汉话念hái)子啦?”“孩子的孩(鞋)子?那岂不是孙子吗?”同事们大笑!我也窘得满脸通红,都是方言惹的祸哟!
从那次起,我下决心学说普通话.为了能准确发音,我还拜上小学的儿子为老师,教我汉语拼音.平时用手机发短信,我也选择用“拼音输入法”来代替“笔画输入法”,以提高自己的拼音水平.通过半年的学习,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工作和生活中,再也没有闹讲方言的笑话了. ■苏应纯
“麻花”雨
小时候说不准普通话的笑话有一箩筐,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出洋相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尽管县里的小学也教学生说普通话,但那都是在课堂上说的,而且也不太标准.回到家后说的生活用语全部是嘉善土话,记得有一天我的姨父从北京来到嘉善,我妈买了些虾、蟹等水产品招待客人,我是第一次见到姨父就热情地对姨父说:“姨父,您吃点‘弯专’!”“弯专?”姨父重复着这两个字,一脸茫然地看看桌上的菜,又看看我,不知道这是一道什么菜肴.妈妈笑着说:“‘弯专’是嘉善的土话,就是虾,你多吃点……”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
第二次出洋相是在中学里,那时我离开嘉善不久,普通话还说不太标准.有一次上体育课,那次体育课的科目是在操场上练掷铁饼,当全班同学排好队刚要走出教室时,我突然看到外面在下小雨,就立刻举起手说:“报告老师,外面在下‘麻花雨’”.只听班级里“轰”地一声传出一片笑声,一个男同学怪声怪气地说:“只听见过下酸雨,没听见过下‘麻花雨’的,同学们,想吃‘麻花’的赶快往外冲……”我窘得满脸通红,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进去.
第三次讲错话则是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天,我们开新同志见面会,互相介绍姓名、籍贯,然后是总结.最后,我对着我的一班人说:“我们班的小李来自东北,小蒋来自上海,小孙来自河南……我们班里的人‘倒’处都有……”就这一个“到”字念成了“倒”字,被我们班里的人“奚落”了几十年,每次聚会时总拿我说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也因此给我敲响了警钟,一定要学好、说好普通话.
■范 平
开会通知
单位要进行人事改革,主任让我电话通知各科室选出的职工代表到会议室开会.为了会场秩序,主任特别强调,不能打手机、不能乱讨论.
我刚应聘单位秘书不久,对单位人员还不是很熟.好在有张单位职工联络表,我赶紧看着联络表逐个给职工代表打电话通知.害怕出错,我还特别用了普通话.还算顺利,全部通知到位.
会议按时举行.当主任宣布开始对改革方案进行民主表决时,大伙忽然都掏出手机拨号,在电话里大声讨论起来,一时间会场乱糟糟的.主任气急败坏地大声制止着,大伙莫名其妙.一年长的代表站起来一脸无辜地说:“不是电话里通知我们边打手机边讨论的吗?我们正在用手机和班组同志保持联络,进行紧急讨论啊!”
主任铁青着脸看我,我一脸委屈地说:“我用普通话给他们都强调了,别打手机别讨论……”不等我说完,主任就“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好你个闫秘书,你讲的是哪国普通话,我听起来也是边打手机边讨论呦!”
■闫养民
被妻逼学普通话
妻出生在城市,从小就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出生在农村,满口方言.恋爱那会,妻特别爱听我说家乡话,她说我说家乡话就像唱歌一样,十分有味道.
结婚头几年,妻的普通话和我的家乡话在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可孩子一出世,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妻单方面把普通话定为我们家的“官方语言”,强迫我学说普通话.慑于妻在家中的绝对权威,30岁的我开始学普通话.
说惯了家乡话,舌头像转不过弯一样,学起普通话很别扭.妻给我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必看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学习领悟播音员的发音;每天用普通话朗读文章半小时.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魔鬼训练”,我能说一口不错的普通话了.妻戏称我们终于有了共同语言,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和谐更美好!
虽然当初被妻逼学普通话,我有点不情愿,但现在学会后我还是很感激她.因为在日常工作中,普通话给我带来了太多的便利.特别是出差在外时,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我与五湖四海的客户沟通更愉快更开心!
当然,每年春节回农村老家时,我还是说我的家乡话.浓浓的乡音乡情在那个时刻总像故乡的老酒,醇厚缠绵! ■明伟方
普通话里的乡音
从出生到去省城上学之前,我一直是踩着家乡的泥土,说着土得掉渣的家乡话长大的.语言简单朴素得如家乡的村庄田野一样简单,虽不华丽,却也有几分韵味.
尽管我喜欢家乡的语言,就如同喜欢我没有矫饰的母亲.但到省城报到时,我还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我的印象里,城里人都说普通话,如果保持乡音,会有一种无法融入城市的感觉.二是自己着实也想改变一下自己,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开始一种新生活.
对我来说,改说普通话似乎没有碰到太大的麻烦.但话里的乡音难改,音调不准是常有的事.最让我头痛的是“四”和“十”总是无法分开,闹过不少笑话,又很难进行解释.最后不得已,只好打起手语.“四”就伸四个手指头配合,或者干脆说两个二,十也是如法炮制.无奈的是,因为舌头硬,这两个字到现在也说不准确.
平时与同事或家人说话,偶尔高兴了,话里不免搀杂了一些家乡的方言.于是人家便问了,你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只好无奈地解释一番.那次,老婆和儿子买回来几份凉皮.儿子很纳闷,为什么同样的分量,爸爸的显多呢?我说,大概是“滂”了吧.儿子问,“滂”是什么意思啊?我解释说,就是涨的意思,儿子才恍然大悟.
每次家里人到城里来,或者自己回家,我都习惯说家乡话,进入那种氛围,家乡话不需要进行特别转换,就直接呼出来了,这也是一种入乡随俗吧.而每次回来或家人走后,总会很难把家乡话再变回来,于是儿子便瞪着眼说,老爸,你说得真难听啊!
我心里明白,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儿子怎么能理解我对乡音的感情呢?当初想学普通话,而现在,远离家乡的我又突然怀念乡音了.
■孙建文
“谁知盘中餐,立立脚辛苦”
我学习普通话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母亲年轻的时候也算知识青年,但她刚读完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母亲当过几年小学教师,所以她对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是很自信的.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母亲便积极践行“说好普通话从娃娃抓起”的理念,用普通话教我叫“爸爸”、“妈妈”等.待我再长大些,她便开始教我读唐诗、念儿歌.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因为心急着出去和小朋友玩,三口两口就把饭扒完了.“妈妈,我吃好了,我出去玩了哦.”我放下碗筷就往外跑.“等下!回来!”母亲把我叫住了.我乖乖地回到饭桌边.“你看看,碗里还剩那么多饭粒,多浪费啊!把饭粒吃干净再去玩.”“哦……”“妈妈前几天教过你一首唐诗,怎么说来着?”母亲突然想到要用唐诗来教育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jiā(皆)辛苦.”我边扒着饭粒边跟着母亲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立立脚(嘉善话‘脚’发‘jiā’的音)辛苦.”心想着,这首诗写得好啊,写出了农民伯伯干活的辛苦,脚站得久了当然辛苦啦.从此,我便记住了这首诗,每次母亲让我背诗,只有这首诗我能完整地背出来.后来,我上了小学,在书本上看到了这首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立立脚辛苦”,而是“粒粒皆辛苦”呀!
公公50多岁了,地道的绍兴人.虽然很早就出外打工,跑过辽宁、河北、湖北、福建等很多地方,但因为都是和绍兴人在一起生活干活,所以普通话一直没啥进展,实在不行就说些绍兴普通话出来.后来不漂了,稳定了,但因为在建筑工地工作,接触的又偏偏大多是外省的人.
一天中午,公公接了个电话,对方来问啥时候汇款,公公便要求对方先把银行账号报过来.对方报完卡号后,说这银行卡是他老婆的.公公就问:“那你老婆叫什么名字,怎么写?”……“傅,哪个傅?”“古?到底是傅还是古?”这样反复了几次,公公急了,嗓门提高了些.“又是古又是月,到底是啥,你不是说姓傅吗?”在一旁的我说:“是不是古月胡?”公公听我一说,问道:“是不是胡?刘胡兰的胡.”公公说的刘胡兰是典型的绍兴普通话.婆婆在一旁偷笑,对我说:“你看,他的‘彩色’普通话又出来了.”结果双方自然还是没法顺利交流.我说:“是不是胡萝卜的胡?”公公重复我的话,问了对方,这下总算对了.可是当公公问第二个字怎么写的时候,又没法交流了.“登?登高的登吗?”……“那是哪个字?说普通话呀!”
汗颜,看着他们俩这样辛苦,我真想拿过手机来接.最后,我跟公公提议,让对方发短信过来吧,省得这样直着脖子喊,其实完全跟声音大小没关系,只是双方语言不通,对方是四川人,带有浓重的口音,虽然公公一再说:“请讲普通话!”说实话,公公的普通话也不咋样,那个‘彩色’普通话让对方够呛.但是通常只要我们说一遍普通话,他还是基本能依样画葫芦的. ■寒 露
“斑斑”与“掰掰”
2008年4月,经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测试,我的普通话水平被确认为二级乙等,应属中等水平.可相比从小就讲普通话的女儿,仍差一大截.
我和女儿平时已习惯说普通话,但跟她交流时,难免被她数落和冷嘲热讽.尤其是在给她听写词语时,常常因为我报出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害她听写错误.记得在她中考前夕,听写作业特别频繁,我出错也是三天两头,不是读错字就是读错音.如:缄默的“缄”(jiān)第一声,我会读成第四声“jiàn”;余晷的“晷”(guǐ),读成“jiù”;惬意的“惬”(qiè),读成“xiè”……在女儿面前出错越多,在其心中的威信便越来越低,我内心也就越发感到不安了.为重树威信,此后,我常把字典相伴左右,一遇狐疑之字,便查个水落石出.读错字的情况倒是少了许多.而因舌头僵硬,读不准音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
前天我俩一起看电视时讲起电视剧《三国》,我让她跟我一起看(她还没看过),还跟她说了剧中主要演员.她说电影《赤壁》中金城武饰演的诸葛亮肯定比陆毅演得好,我说:“未必,你别媚外了.”我却把“媚”(mèi)读成了“mài”(音谐“麦”),她看我读这词绕嘴了半天也没读准确,自己忍不住用标准普通话脱口而出.我也只有自嘲一番的份了.
我父亲的普通话自然更不标准了,每次叫女儿名字“云芸”(yúnyún),总是叫成“yǒngyǒng”(音谐“永永”),我女儿听得直吐舌头,还嚷嚷着:“难听死了,我以后要改名!”
女儿至今未改名.而且,久而久之,也习惯了我们弊脚的普通话.我父亲把女儿最近养的宠物狗“斑斑”(bānbān),总是叫成“bāibāi”(音谐“掰掰”),也不见她表情异样.偶尔反倒会跟着我们讲几句不标准的嘉善话.只是,听她讲嘉善话,估计跟她听我们讲普通话的感觉是一样的——别扭!
■水中花
闹笑话后学说普通话
我老家是武汉,在嘉兴打工已有5年.刚出来打工时,我的武汉话常常让同事们摸不着头脑,并闹过不少笑话.
一次上班途中,老板要我去商场买点办公用品.在商场,刚好碰上有一个柜台在优惠推销童鞋,便给孩子买了一双.办完事回到办公室,我随手将鞋甩在桌子上,然后又出去开会.下午临下班时,我才开完会回到办公室,忽然发现桌上的鞋子不见了.我急得大声喊起来:“谁看见我孩子的鞋(武汉话念hái)子啦?”“孩子的孩(鞋)子?那岂不是孙子吗?”同事们大笑!我也窘得满脸通红,都是方言惹的祸哟!
从那次起,我下决心学说普通话.为了能准确发音,我还拜上小学的儿子为老师,教我汉语拼音.平时用手机发短信,我也选择用“拼音输入法”来代替“笔画输入法”,以提高自己的拼音水平.通过半年的学习,我的普通话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工作和生活中,再也没有闹讲方言的笑话了. ■苏应纯
“麻花”雨
小时候说不准普通话的笑话有一箩筐,现在回忆起来第一次出洋相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尽管县里的小学也教学生说普通话,但那都是在课堂上说的,而且也不太标准.回到家后说的生活用语全部是嘉善土话,记得有一天我的姨父从北京来到嘉善,我妈买了些虾、蟹等水产品招待客人,我是第一次见到姨父就热情地对姨父说:“姨父,您吃点‘弯专’!”“弯专?”姨父重复着这两个字,一脸茫然地看看桌上的菜,又看看我,不知道这是一道什么菜肴.妈妈笑着说:“‘弯专’是嘉善的土话,就是虾,你多吃点……”我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起来.
第二次出洋相是在中学里,那时我离开嘉善不久,普通话还说不太标准.有一次上体育课,那次体育课的科目是在操场上练掷铁饼,当全班同学排好队刚要走出教室时,我突然看到外面在下小雨,就立刻举起手说:“报告老师,外面在下‘麻花雨’”.只听班级里“轰”地一声传出一片笑声,一个男同学怪声怪气地说:“只听见过下酸雨,没听见过下‘麻花雨’的,同学们,想吃‘麻花’的赶快往外冲……”我窘得满脸通红,真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了进去.
第三次讲错话则是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天,我们开新同志见面会,互相介绍姓名、籍贯,然后是总结.最后,我对着我的一班人说:“我们班的小李来自东北,小蒋来自上海,小孙来自河南……我们班里的人‘倒’处都有……”就这一个“到”字念成了“倒”字,被我们班里的人“奚落”了几十年,每次聚会时总拿我说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也因此给我敲响了警钟,一定要学好、说好普通话.
■范 平
开会通知
单位要进行人事改革,主任让我电话通知各科室选出的职工代表到会议室开会.为了会场秩序,主任特别强调,不能打手机、不能乱讨论.
我刚应聘单位秘书不久,对单位人员还不是很熟.好在有张单位职工联络表,我赶紧看着联络表逐个给职工代表打电话通知.害怕出错,我还特别用了普通话.还算顺利,全部通知到位.
会议按时举行.当主任宣布开始对改革方案进行民主表决时,大伙忽然都掏出手机拨号,在电话里大声讨论起来,一时间会场乱糟糟的.主任气急败坏地大声制止着,大伙莫名其妙.一年长的代表站起来一脸无辜地说:“不是电话里通知我们边打手机边讨论的吗?我们正在用手机和班组同志保持联络,进行紧急讨论啊!”
主任铁青着脸看我,我一脸委屈地说:“我用普通话给他们都强调了,别打手机别讨论……”不等我说完,主任就“扑哧”一声笑出声来:“好你个闫秘书,你讲的是哪国普通话,我听起来也是边打手机边讨论呦!”
■闫养民
被妻逼学普通话
妻出生在城市,从小就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我出生在农村,满口方言.恋爱那会,妻特别爱听我说家乡话,她说我说家乡话就像唱歌一样,十分有味道.
结婚头几年,妻的普通话和我的家乡话在一个屋檐下相安无事.可孩子一出世,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妻单方面把普通话定为我们家的“官方语言”,强迫我学说普通话.慑于妻在家中的绝对权威,30岁的我开始学普通话.
说惯了家乡话,舌头像转不过弯一样,学起普通话很别扭.妻给我制订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必看中央一台的《新闻联播》,学习领悟播音员的发音;每天用普通话朗读文章半小时.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魔鬼训练”,我能说一口不错的普通话了.妻戏称我们终于有了共同语言,未来的生活一定会更和谐更美好!
虽然当初被妻逼学普通话,我有点不情愿,但现在学会后我还是很感激她.因为在日常工作中,普通话给我带来了太多的便利.特别是出差在外时,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让我与五湖四海的客户沟通更愉快更开心!
当然,每年春节回农村老家时,我还是说我的家乡话.浓浓的乡音乡情在那个时刻总像故乡的老酒,醇厚缠绵! ■明伟方
普通话里的乡音
从出生到去省城上学之前,我一直是踩着家乡的泥土,说着土得掉渣的家乡话长大的.语言简单朴素得如家乡的村庄田野一样简单,虽不华丽,却也有几分韵味.
尽管我喜欢家乡的语言,就如同喜欢我没有矫饰的母亲.但到省城报到时,我还是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我的印象里,城里人都说普通话,如果保持乡音,会有一种无法融入城市的感觉.二是自己着实也想改变一下自己,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开始一种新生活.
对我来说,改说普通话似乎没有碰到太大的麻烦.但话里的乡音难改,音调不准是常有的事.最让我头痛的是“四”和“十”总是无法分开,闹过不少笑话,又很难进行解释.最后不得已,只好打起手语.“四”就伸四个手指头配合,或者干脆说两个二,十也是如法炮制.无奈的是,因为舌头硬,这两个字到现在也说不准确.
平时与同事或家人说话,偶尔高兴了,话里不免搀杂了一些家乡的方言.于是人家便问了,你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只好无奈地解释一番.那次,老婆和儿子买回来几份凉皮.儿子很纳闷,为什么同样的分量,爸爸的显多呢?我说,大概是“滂”了吧.儿子问,“滂”是什么意思啊?我解释说,就是涨的意思,儿子才恍然大悟.
每次家里人到城里来,或者自己回家,我都习惯说家乡话,进入那种氛围,家乡话不需要进行特别转换,就直接呼出来了,这也是一种入乡随俗吧.而每次回来或家人走后,总会很难把家乡话再变回来,于是儿子便瞪着眼说,老爸,你说得真难听啊!
我心里明白,没有在农村生活过的儿子怎么能理解我对乡音的感情呢?当初想学普通话,而现在,远离家乡的我又突然怀念乡音了.
■孙建文
“谁知盘中餐,立立脚辛苦”
我学习普通话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母亲年轻的时候也算知识青年,但她刚读完初中,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被下放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母亲当过几年小学教师,所以她对自己的普通话水平是很自信的.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母亲便积极践行“说好普通话从娃娃抓起”的理念,用普通话教我叫“爸爸”、“妈妈”等.待我再长大些,她便开始教我读唐诗、念儿歌.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因为心急着出去和小朋友玩,三口两口就把饭扒完了.“妈妈,我吃好了,我出去玩了哦.”我放下碗筷就往外跑.“等下!回来!”母亲把我叫住了.我乖乖地回到饭桌边.“你看看,碗里还剩那么多饭粒,多浪费啊!把饭粒吃干净再去玩.”“哦……”“妈妈前几天教过你一首唐诗,怎么说来着?”母亲突然想到要用唐诗来教育我,“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jiā(皆)辛苦.”我边扒着饭粒边跟着母亲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立立脚(嘉善话‘脚’发‘jiā’的音)辛苦.”心想着,这首诗写得好啊,写出了农民伯伯干活的辛苦,脚站得久了当然辛苦啦.从此,我便记住了这首诗,每次母亲让我背诗,只有这首诗我能完整地背出来.后来,我上了小学,在书本上看到了这首诗,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不是“立立脚辛苦”,而是“粒粒皆辛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