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初二的时候学了地理关于日本、香港、台湾,这些地区的经济类型,一直没有分清楚和它们的意思

初一、初二的时候学了地理关于日本、香港、台湾,这些地区的经济类型,一直没有分清楚和它们的意思
具体的导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出口加工工业还有很多这些都不懂,

从所有制的角度看,日本的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市场经济.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看,日本的市场经济属于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从大范围来看,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西欧和北美的市场经济大都属于市场导向型市场经济,具有东亚文化背景的东亚地区的市场经济大都属于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而日本的市场经济则是东亚地区最典型的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
由于两大原因,使日本的市场经济表现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性：一是国内资源的短缺.二战后日本推进大规模的制造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大量进口原料和能源.日本对海外能源的依赖程度高达87％,美国是20％,英国9.3%,西德57.7%,法国80.3%,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在大量进口中形成对外汇的大量需求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需要,在增加进口的同时,必须增加出口.所以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性,就成为日本市场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二是二战之后支撑日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和资本的积累,也需要在引进中进行.这些因素使得日本的市场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很高的开放性.
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香港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约六千年的历史,有关香港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典籍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关香港经济史的论述则只散见于部分论文和部分书籍的少数章节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有鉴于此,卢受采教授在其女儿卢冬青硕士的协助下,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香港经济史》. 本书史料丰富,立论严谨,条理清楚,文笔流畅.这部专著在时间跨度、资料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尽可能符合详尽、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可谓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经济通史专著.
门的回飙激浪,淘不尽今古峥嵘岁月,尖沙咀钟楼屹立,又迎来新千年的黎明.本书初稿写成,恰逢21世纪肇始.面对着九百顷维港舳舻奔来眼底,禁不住六千年香江迁变涌上心头. 早在公元前约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本港最早的先民已经踏上香港地区的土地,形成以氏族为单位的原始社会,从事采集和狩猎经济. 到了公元前约一千五百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从五岭南北又迁来了“习于水斗,易于用舟”的古越族.他们由氏族结合为部落,由采集和狩猎经济发展为原始农业和近海渔业经济.在屯门涌浪遗址发现的这一时期古越族伐木制板所用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烘烤木板所用的灰坑,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制造木板船的设备,标志着古越族当时已由使用木筏和独木舟的时代发展到使用木板船的时代,在中国古代航运史和渔业史上都应当占有重要地位.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下诏戍边开发岭南,这是香港地区纳入统一的中国版图的开始,也是香港由史前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开端.迨至公元前118年,汉武帝钦定实行盐铁专卖,香港地区已成为岭南的重要产盐地之一,市道繁荣,武备严整,标志着封建社会已经形成.此后在长达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香港地区以今新界为中心,以屯门、九龙为交通枢纽, 以包括香港岛在内的大小岛屿为前沿,逐步建立起农(农业)、渔(渔业)、航(航运)、盐(制盐)、珠(采珠)、香(制香)为主导的滨海乡村型经济体系.同我国其他地区滨海乡村经济相比,并不逊色. 公元1 841年英国占领了中国的领土香港岛,以后又陆续占领了九龙和新界(包括离岛).英占初期(1 841—1 860),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吸引了不少欧美商人来港经营,使这座城市初具规模.但严酷的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却使占香港总人口95％以上的华人备受压抑,这一时期的香港也成为英商进行鸦片和苦力贸易的大本营.英占中期(1 861—1 941),改为采取对上层华人笼络怀柔但对贫苦华人继续歧视压迫的政策,香港经济得到一定发展,成为亚洲重要的转口港之一.到了英占后期(1 945．9—1 997．6),客观形势迫使港英政府转而采取加强法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港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他们在日本军队1 941年1 2月至1 945年9月占领香港期间疯狂掠夺所造成的一片废墟上重新奋起,实现了经济起飞,创造了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东方奇迹”,使香港成为举世公认的国际贸易、金融、航运和资讯中心,成为亚洲重要的国际都会和旅游点.但在香港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宏观调控机制不够健全有力,经济的敏感性强,波动性大,科学技术相对滞后,“泡沫”经济比较严重等问题,成为香港经济的隐忧.在英国占领香港的一百五十多年中,英国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力图建立、维护和保持其殖民主义统治的政策,这是逆历史潮流的.但为了取得更大的殖民利益,英国在经济上始终采取英国古典学派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尽管某些政策在后期已经过时,但总的看来有利于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行之有效的.
台湾自19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从向内发展的进口取代（import substitution）工业,转变为向外发展的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ation）经济形态.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经济成长,创造了许多社会流动机会,促成社会阶级结构的明显转变.萧新煌指出1960年代中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下的工业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转变）与都市化（都市人口的集中化）,都使台湾的社会结构出现两个新生的阶级,一是城市的劳动阶级,一是城市的中产阶层；相对地,二战后原为主要阶级的小农则持续下降为一个极为弱势的阶级.萧新煌：《变迁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出版,1988,第375～401页.魏镛甚至认为到1980年代中期,台湾已日益接近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化社会.魏镛：《变迁台湾社会中产阶级》,台北：巨流出版,1985,第38页.这些研究对台湾社会阶级及结构变迁现象有以下的发现：土地改革后对小农阶级在工业化及挤压的农业政策下,不断流入都市成为劳工阶级,这使得小农阶级逐渐没落,而都市劳工阶级则不断成长；另外,出口导向也使得都市中出现许多介于资本家与农工间的社会阶级类属,他们包括有生产工具的中小业主、没有生产工具的公/民营企业经理阶级、中上级公务人员、企业受雇者、自由工作创意人、专业知识阶级等,这些人被泛称“中产阶层”,是台湾数十年来社会阶级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在另一方面,台湾的社会政治环境,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处于极具变动的状态——自力救济社会运动以及新政党的兴起,2000年国民党“总统大选”挫败更是国民党掌控威权的转型年,关于台湾政权的转型与转移已有许多解释,包括国民党政治团体的内部危机、反对运动的积极参与、社经发展的结构变迁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等内外环境因素的交替影响.林素琴：《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论文——阶级文化与政党文化形象》,台北,1994,第2页.其中就社经发展的结构变迁而言,研究者讨论的焦点往往牵涉到前面提及的“中产阶层”的兴起,“中产阶层”的兴起被认为在台湾威权转型过程中一个具有非常特殊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