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康乾盛世和后来衰败的原因)

讲述清朝历史 主要讲康乾盛世和后来衰败的原因

解题思路： 嗯，很有思考力度的一个问题。
解题过程：
“康乾盛世”是指清前期，从康熙到乾隆中叶大约百余年间的安定、富庶的景象。 清朝初年，由于经过数十年的战争，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人民多遭惨杀,田土尽成丘墟”，各地多是“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清朝统治者为了加强集权统治，缓和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不得不实行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
康熙、乾隆时对边疆各地积极用兵，平定了边地，巩固了疆域。清朝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西洋群岛，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已是一个幅员辽阔、国势强大的统一国家，这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后盾。清前期的“康乾盛世”，主要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方面繁荣发展。
农业方面，康熙在1669年下令停止清初实行的圈地政策，宣称满汉军民一律平等对待。将土地还给农民，让他们将一些空闲已久的荒田垦辟出来。规定大户不许欺凌佃户，调和缓解雇工和雇主的关系。减免地租，并且免除杂派和“三饷”。康熙时宣布以1711年的丁银额为准，“永不加赋”。雍正时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措施，这是对明朝一条鞭法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缓和了阶级矛盾，封建秩序逐渐稳定，农业生产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恢复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耕地面积的扩大上，据资料记载，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时全国耕地面积达607多万顷，雍正时增至890万顷。由于官田和地主隐瞒土地，及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地亦无法计算，所以这只是保守的估计。
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大，人口也大大增加。明代人口的数字最高为6000多万，顺治时人口为1900多万，康熙时为6000多万，至乾隆时已激增至14000多万。
清朝前期在兴修水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如治理黄河水患、修浚永定河工程等，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清代粮食的产量很高，农业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增多了，作为商品流通的粮食越来越多，商品经济在农业中得到一定的发展，这为清的昌盛奠定了基础。
手工业和商业方面，清的税制改革使手工业者和商人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松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清统治者对民间手工业的限制相对放宽，这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以缫丝织布闻名的江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家庭手工业更加发达，各种手工作坊纷纷出现。苏杭的丝织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四川的煮盐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制糖、制茶、制烟业也比先前发达。云南铜矿的大量开采出现在雍乾时期。清代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了明代，生产效率比以前大大提高，产量和品种更加丰富。
商品的发展又促成了全国各地商业的繁荣，出现了很多商业城市和贸易港口。北京是全国贸易的中心，瓷器、陶器、绸缎、布匹、铜、酒等都是当时重要的商品。清对外贸易也比以前有所发展了，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城市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王朝史上最后一次辉煌。由于清朝采取的是一种消极保守的防御性政策，经济虽然恢复发展，但盛世背后埋藏了诸多隐患，从乾隆后期开始，炽盛局面就不复重来了。
衰败的原因：
国家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至高无上的基本原则。然而与唐、元几代不同，在清代，统一问题，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像北方游牧民族，自准格尔葛尔丹一统漠西，即在中亚一带建立相对统一的政权组织，与中原地区相抗衡。康熙有过不彻底的短暂的大统一，但不久即被分裂，继之而起的雍正，又对新疆出现的分裂苗头不加重视。只是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以统？新疆为标志，才勉强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所谓的“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即所谓“鼎盛”、“全盛”时期。学者王鸣盛在《平定准噶尔赋》赞扬清廷：“天祚神圣，六合雍和；中外？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即是对这种表面繁荣景象的歌颂。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甚至弄到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50万两白银的尴尬境地。这就是康熙时代庞大而又低效的军队和频繁的愚蠢的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据说是因为这个时期的人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然而事实上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亿)这就给后来的工业化埋下了祸根，使得中国后来的工业化时期人口失去了增长的空间，从而严重制约了工业化进程。（传统的早期工业化必然导致人口增加。）
文化氛围
学术文化的凋敝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发达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连“清风明月”四字都可以导致文字狱，想象力倒是很丰富）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
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未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不大重视，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政治队伍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以务虚的态度，一方面妄图通过养廉银减轻腐败，另一方面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收到了极差的效果。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落后的制度
合理的上层建筑是社会协调发展的保障。而满清入主中原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上的倒退。农奴制的残余随处可见，“圈地运动”更是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军机处的设立使得帝王独裁统治更具操作性，严重地加强了君权。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得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牢牢地将农民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无疑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科举本来是文明的一大产物，可是到了康乾时代，科举却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虽然八股文并非源自康乾，但是在康乾时代变得空洞化却是无疑的。）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导致了更加不合理的官僚体系。满清的军制更是可怜，虽然吃过高科技武器的大亏，（太祖皇帝死于大明的红夷大炮）却还是不开窍，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200年后火器水平还赶不上200年前的明军。（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200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由此可见，所谓的康乾盛世，其实顶多不过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次回光反照。
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
尽管康熙曾经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产生过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清朝统治者却不知道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缺乏准备。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乾隆却不知道好好整军备战，而忙于修圆明园，安于享乐。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而又愚蠢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其统一的雄姿，表面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她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康乾盛世”的结束，在事实上告诉人们：封闭的传统、文化形态、经济模式虽然可以造就出表面繁荣的景象，但却无法克服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无法摆脱盛衰之变的恶性循环，更无法应付充满竞争的世界一体化浪潮。中华民族要走向复兴，必须在批判封建传
统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最终答案：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