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儒家和法家的社会景象》这个论文要怎么写啊 1500字 急需啊!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08/31 02:15:09
《生活在儒家和法家的社会景象》这个论文要怎么写啊 1500字 急需啊!
儒家、法家都崇尚社会的一大统,儒家是以“天道”为基础的一大统,法家是以“实力”为基础的一大统.历史上有作为的统治者,都两者兼而有之,光有前者,像孔子和孟子,虽然受人尊敬,但不能给社会带来和平,给人民带来利益;光有后者,像秦始皇、隋炀帝,虽然以力称王,却二世而亡,社会分崩离折,人民怨声载道.这不是偶然现象,这和“大道”的运行是分不开的,哪怕是现代社会,要达到国家的治理,专制和民主都是形式,关键是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和形而下的经验操作.
社会既是“天道”的实验场,也是人们的利益圈.人们既可以在这里得到精神升华,替天行道,也可以在这里获取利益,满足欲望.人不可能停留在原点上,否则人生就失去意义,只是行尸走肉,他不是向自我的内在性发展,就是儒家的修身养性实践;就是向自我的外在性发展,就是法家的生存竞争的权力扩展.有了内在性发展,他的精神就得到升华,人格就得到提升;有了外在性发展,他的经验就得到扩展,行动就符合客观性.宗教、哲学走的就是内在性之路,经济、科学走的就是外在性之路.统治者两边都不能丢,没有前者,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理想,社会成了一个竞争场;没有后者,国家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军事实力,人们容易陷入空谈和伪善之中.历史上的文人政治,就是儒家政治,这样的政治往往是软弱无力的,豪强四起的.历史上的军阀政治,往往是法家政治,这样的政治是弱肉强食的,缺乏良知的.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往往以儒家学说为本,坚持以德治国的方针,重用贤人,实行仁爱;以法家的学说为用,坚持严厉的法律制度,以有实践经验知识的人执政,奖罚分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政策.
儒家的学说在于明明德,新民.教育人,改造人,使人们的行动符合“德”的规范,使社会“天道”光照,“仁爱”深入人心.能自觉改造自己的就是“君子”,“君子喻德不喻利”,“忧道不忧贫”.不能自觉改造自己的社会的规范就强制你实行,对待“小人”是无道理好讲的,如果让其任自然发展,必然破坏社会秩序,害人害己.实行“君子”对“小人”的统治,有德之人对无德之人的统治,就是“天道”的内在秩序在社会中的实行,正气自然抬头,人心自然向善,社会自然和谐,人民自然安宁.法家的学说在于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人们的自然欲望和客观力量的对比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粮食和军队是国家实力的保证,强调“耕战”是法家战略的出发点,不管你是有德的还是无德的,能为我所用的就是好的,一个奸邪小人能封侯爵,一个不孝之子能成功臣.道德成了无用的代名词,人格成了不忠的表现,但实力的增长是明显见效的.一旦上层有任何疏忽,一旦有某种机会,动乱和反叛会随时发生的,实用是以利益为标准的,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统治者明白,长治久安还是要儒家的德治,使人心向善,有了这个前提,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们也不会互相攻奸.而解决问题还是要法家的权术,社会的运行毕竟是利益关系为宗旨的,追求名利毕竟是人性的自然倾向.
社会就处在两种关系中,儒家强调的是内在关系,即理念关系、人格关系.人格越高,他的仁爱心越大,洞察力越深,所谓圣人、伟人,他们的人格能感悟到“天道”的意志,他们的行动就是天命的表现;法家强调的是外在关系,即现实关系、自然关系.人们都处在现实的利益关系中,正确认识关系的必然性和适度点,是科学和社会经验的成功保证,法家靠的就是正确的认识和韬略取胜的.没有前者,社会只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游戏场;没有后者,再崇高的理想也无法实现.因为这是“天道”的两种运行方式,内在的运动,需要靠我们用心去领悟,用修身养性去接近;外在的运动,需要我们凭经验去实践,凭知识去掌握.儒家的理想是我们社会的方向,实现“天道”在社会的实现,而这个理想的实现,还得我们脚踏实地的、认真的做好现实的事务工作,处理好各种关系. 在这无根基的时代,把根基带给世界,这就是我们时代新人最根本的责任.
单纯强调道家、儒家和法家都不能体现中国文化.能真正掌握中国文化精髓的,是把三家融为一体,体现天意、规范和经验的统一.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和法家的渊源.老子的“道德经”是一篇形而上学的佳作,是一篇对天、地、人的总体纲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西方社会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印度家的焚.他无形无体,不可言说,强之曰“道”.他包罗万象,贯彻于一切事物之中.他是一切秩序的原因,是社会规范的依据,是人生精神升华的途径,是国家强盛和稳定的保证.庄子的超脱性和宏观性发展了他神人合一性的境界.天不变,道也不变,关键是人要进入这种神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侧重于人性说,它师承于道家,相信天意,相信道是根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对人以及社会秩序进行破解.人心为善,因为道是善的,儒家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爱自己,爱他人,爱家庭,爱国家,以及实行这种爱的“礼”的规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们的行动准则,“道”爱自己就是爱天下,爱万物,人也要象道一样具有大爱.忠、孝、仁、义、信,就是要这种大爱聚收到自己身上,克己、禁欲,日三省吾身,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克服与大道背道而施的小我,在与道的交往中逐步与道的精神吻合,树立一身正气,达到自信、明察、至知,无往而不胜.
法家师承于儒家,没有一个法家不是儒家出身,但他们不停留在儒家修身养性上,他们注重于社会现实,善于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修身养性能提高个人的思想境界,但解决不了社会的实际事情,经验事物必须要用经验来解决,耕战是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仁慈”解决不了衣食问题,“道德”感化不了利益需要.富民要呼起人们的生产热情,强国要激起人们的拼死精神,法家提倡公利、公战,反对小利和私斗,把天理的崇高化解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社会有不同的情境,人心有不同的企求,执政要应时而变,治国要符合潮流,功效是
第一位的,法律是秩序的保证,权、法、术三者一样也不能少.
没有道家,儒家的行动规范显得平庸,法家的经验知识显得庸俗;没有儒家,道家的形而上学悬在空中,法家的权法术违反伦理;没有法家,道家的沉思显得繁琐,儒家的雄心显的软弱.三家合一,中国文化才趋成熟.事实证明,单纯追求道家政治,必然趋向听天由命,巫邪泛滥,清谈而无政绩;单纯追求儒家政治,必然趋向两极分化,豪强纷争,国家处在软弱无能状态;单纯追求法家政治,必然趋向人心不古,外强中干,劳而无功,政权短命并易变.三者兼而有之,唯唐朝的“贞观之治”,顺天理而明法治,重人才而善纳谏. 现代时代变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仍在,国民党偏执于儒家文化,共产党偏执于法家文化.不从道家的根源入手,就无法统摄两者的关系.儒文化是人和道的关系,是人格形成的道路.法家文化是人与人的外在关系,是社会的自然秩序.道的真理是外在的自然关系必须服从内在的伦理秩序,把自己的真体现在国家现实中.“道”的实现是国家的幸运.
关于幸福感,人民论坛有过一个调查,调查时间:2012年6月15日至6月19日,共5天.调查样本:8641人(网友8102人;随机问卷539人),当问及“衣食无忧后,您是否感到更幸福了”,有90.4%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不是,仍面临住房、工作等诸多烦恼,幸福感下降”,仅有3.5%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知足常乐”.这些数据为贺先生的论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盛世中国,敲响了警钟.
总的来说,贺先生的视野非常开阔.其基本论点“精神有时候比物质更重要,文化是人类幸福根基所在”,也很有见地.贺先生认为“文化在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转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谓真知灼见.有人对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表示置疑,贺先生风趣的说:“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就都不是人了,人和豺狼虎豹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文化,它们没有文化.”
正是文化的传承,使得人类不必在每一代都从头开始,后人总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并形成新的文化成果.文化是动态的体系,它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古并非真正的出路,古人为我们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但古文化无论怎样光辉灿烂,它都不可能与我们的时代完全契合.于是我们需要创新,然而创新不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如果创新只是口号,或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这样的创新其实并无意义,而且极易成为世人的笑柄.
传承与创新,是辩证的两仪,两仪相济,则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都能相得益彰,两仪决离,那么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都可能是死路一条.
历史上,中国曾经是文化的强国,中国文化对外输出,曾是不可逆阻的潮流.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纳受能力,也是无可比拟的.然而自满清入关以来,虽有康、乾之开明,然朝庭对于思想之钳制,从未稍有放松.这使得国人的文化自新能力,和同时代的西方相比,大大落后了.至清末,终于见出了成效——无论是文化洗脑还是枪炮攻击,中国都远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
西方文化之花,为什么会这样红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运动,开启了全盘西化的大门.我们的传统,一古脑都被当成了垃圾,弃之再无可惜.我们曾经天真的以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我们就能和西方的老师一样平起平坐,但是我们这个学生当得很不是滋味,老蒋学习美国、德国,结局是被学习苏俄的GCD打跑了.应该说,蒋对西方的学习,是有保守的,蒋对于儒家文化,仍抱有最后的幻想,但是这根稻草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色彩,塑造了蒋某人的性格.和蒋相似,他的老对手,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因为引入了西马学说不得不一脚把孔子的牌位踩翻在地,但他也对儒家文化抱有最后的幻想,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如拥护皇帝一样拥护自己,可是西风东渐的严重性,超出了主席的想像——这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西方文化的精髓,不是专权,而是民主和自由.知识分子越是同世界接轨,也越是不能认同唯你独尊那一套东西.可怪的很,贺先生给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是回归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也就是说,贺先生的潜意识认为:中国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唯儒独尊的文化专制路线是条捷径.
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自由的创作,更来自于人民群众自发自愿的支持.儒家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环境,可惜,战国灭,自由也没了.
中国古文化之所以能光彩照人,大概和中国没有教皇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皇帝虽然大权独揽,可是和教皇对思想的审判相比,还是温和了许多.儒、释、道可以三家并存,这在古代的西方社会是不可想像的奇迹.
晚清之后,中国奇迹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儒、释、道一并被打倒,再也没有人相信那些古代的智慧,再也没有人愿意和祖先对话,领袖崇拜,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说中国当下的困境,和我们学习西方学走了样有极大的关系.领袖的发家史,倒有些民主的色彩,但发家之后,民主还有影子吗?同为领袖,华盛顿将军所起到的表率作用,更为世人所景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是不是让人很惊异呢?中国老子的智慧,却被一个外国人发挥得淋漓尽致.反观我们土生土长的历代皇帝,也包括老蒋和老毛,谁——有这样大的魄力?
中国文化是落后的文化,这是就当下的现实而言.但我们曾经很优秀(囧,很QQ的说),祖先并没有对不起我们,是我们自己不肖,把大好的祖屋强拆了贱卖,也把我们自己一并给卖了.我们的官方文化,是典型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虽经伟大领袖们进行过中国式的改造,但是它的身子骨,显然不是我们的.那么当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落后文化的时候,这付身子骨当然是起到了支架的作用,或许以前不是,而当下却是推不开掸不掉的.放眼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确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无论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有多么的风光,但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它其实不过是特殊时段中的一次海潮,潮退了,海依然是海,西方文化的海洋,是气象万千的,如果我们始终流恋于已逝的海潮,那么必然的命运是遭受新浪潮的冲击.
文化有双重性,先进的文化才能给人以无穷的自信,腐朽的文化却能消磨人们的意志,摧残人们的激情.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延习儒家的传统,仍是一种国人相害的文化,是一种除了斗争就不知道生命价值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落后性,集中表现在“互害”上,每个人都想彻底扒开别人的裤衩,哪怕他是皇帝,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平等,每个人都想站在别人的尸骨上走向成功,于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环境,就变成了另一次“吃人”的轮回.
中国的互害型文化,源于儒家,可是贺云翱先生并没有这个意识.以仁为尚的孔夫子,在历史上率先做出了思想钳制的示范,与他同时代的鲁国达人少正卯,因为一再夺了夫子的风头,被夫子怀恨在心,最终借公权力把少正卯从肉体到灵魂都予以消灭了.正是这种互害型文化的复兴,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在给当下中国所开的药方中,贺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文化体系,同时我们也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底线,那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认同.”说中国文化颇具多样性,这没有问题,但是把中国文化的核心,归为儒学认同,我想贺先生真的是弄错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源于易道的制衡精神,而易显然不独为儒家所专擅,用鲁迅先生的话讲——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在庙堂以独尊儒术为标榜的岁月里,先秦诸子的论述,在道门中得以保存,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真正有所体现的,是道门.不唯如此,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也是道门与之融合得最好,至宋、明之际,三教合流的中坚力量,也是道门而非儒家.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从来都是以维护皇权的至高权威为其本色的,或许孟子有点例外,孟子虽有出格言论,比如他说“民为贵君为轻”,在被天子割了之后,又复回到了温存的怀抱.儒家学说并没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功效,否则历史上的朝代就不会如走马灯一样的更迭.夫子之道,可得闻乎?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可见儒家学说不论花样怎么翻新,实质是不变的,效忠于君上,是第一位的,至于恕,不过是夫子说说而已,夫子在杀少正卯的时候,我们看得出夫子之恕有仁义的风骨吗?没有!儒学用于吹牛,是很好的谈资,验之于事,每无补益.
贺先生在文中担心美国推动全球一体化会使文化多样性消失,并认为这会导致人类的灾难——“我不占有你的领土,但是我把你的人心征服了,这也是很可怕的.”我想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能够用文化的力量征服人心,这是极高的政治智慧.全球化是不可逆的过程,美国文化本身是多样性的,当然,美国文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美国国家利益至上.贺先生提出用儒家文化对抗美国文化,实际等于用单极文化对抗多元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用弱势的霸权主义对抗强势的霸权主义,其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儒家在历史上就不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今天一样不能承担起复兴中华的使命.全球一体化,本质上就是人类在走向大同,大同理想是中国文化中的上古理想,儒家虽有所继承,但是对于怎样实现大同,全然没有眉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家经典《黄帝四经》则给出了另一种答案.《黄帝四经》中所体现出来的法治思想、民本思想、应物自然不妄作为的道化思想,都是儒家学说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初行黄老之治,而民富国裕,则为道家文化的可行性提供了现实的例证.
贺文在结尾处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保存至今的人类原生文明,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也是最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这个总结还是不错的,只可惜,贺先生对于中华文化,和许多外国人一样,只了解表皮,老外们一提到中华文化,许多人第一个能想起来的人是孔子,在他们眼中,中华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其它不过都是枝叶而已,但是这个看法,是错的.中华文化的融合力,来自于道家,也只有道家文化,在同西方文化交流的时候,冲突最小,效果最好.
里根总统曾引用《老子》的话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真想坚守本体文化,也和烹小鲜一样,千万别那么粗鲁,细心、火候、配料,缺一不可.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就是道家,这就是我中华文化的真正特色——上善若水.
有网友认为:儒家文化最多能用于培养中层人才,用于顶层设计,是很成问题的,这倒不失为一种客观的认识,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定位.
社会既是“天道”的实验场,也是人们的利益圈.人们既可以在这里得到精神升华,替天行道,也可以在这里获取利益,满足欲望.人不可能停留在原点上,否则人生就失去意义,只是行尸走肉,他不是向自我的内在性发展,就是儒家的修身养性实践;就是向自我的外在性发展,就是法家的生存竞争的权力扩展.有了内在性发展,他的精神就得到升华,人格就得到提升;有了外在性发展,他的经验就得到扩展,行动就符合客观性.宗教、哲学走的就是内在性之路,经济、科学走的就是外在性之路.统治者两边都不能丢,没有前者,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理想,社会成了一个竞争场;没有后者,国家就失去了经济基础、军事实力,人们容易陷入空谈和伪善之中.历史上的文人政治,就是儒家政治,这样的政治往往是软弱无力的,豪强四起的.历史上的军阀政治,往往是法家政治,这样的政治是弱肉强食的,缺乏良知的.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往往以儒家学说为本,坚持以德治国的方针,重用贤人,实行仁爱;以法家的学说为用,坚持严厉的法律制度,以有实践经验知识的人执政,奖罚分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政策.
儒家的学说在于明明德,新民.教育人,改造人,使人们的行动符合“德”的规范,使社会“天道”光照,“仁爱”深入人心.能自觉改造自己的就是“君子”,“君子喻德不喻利”,“忧道不忧贫”.不能自觉改造自己的社会的规范就强制你实行,对待“小人”是无道理好讲的,如果让其任自然发展,必然破坏社会秩序,害人害己.实行“君子”对“小人”的统治,有德之人对无德之人的统治,就是“天道”的内在秩序在社会中的实行,正气自然抬头,人心自然向善,社会自然和谐,人民自然安宁.法家的学说在于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人们的自然欲望和客观力量的对比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粮食和军队是国家实力的保证,强调“耕战”是法家战略的出发点,不管你是有德的还是无德的,能为我所用的就是好的,一个奸邪小人能封侯爵,一个不孝之子能成功臣.道德成了无用的代名词,人格成了不忠的表现,但实力的增长是明显见效的.一旦上层有任何疏忽,一旦有某种机会,动乱和反叛会随时发生的,实用是以利益为标准的,有利可图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统治者明白,长治久安还是要儒家的德治,使人心向善,有了这个前提,就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们也不会互相攻奸.而解决问题还是要法家的权术,社会的运行毕竟是利益关系为宗旨的,追求名利毕竟是人性的自然倾向.
社会就处在两种关系中,儒家强调的是内在关系,即理念关系、人格关系.人格越高,他的仁爱心越大,洞察力越深,所谓圣人、伟人,他们的人格能感悟到“天道”的意志,他们的行动就是天命的表现;法家强调的是外在关系,即现实关系、自然关系.人们都处在现实的利益关系中,正确认识关系的必然性和适度点,是科学和社会经验的成功保证,法家靠的就是正确的认识和韬略取胜的.没有前者,社会只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游戏场;没有后者,再崇高的理想也无法实现.因为这是“天道”的两种运行方式,内在的运动,需要靠我们用心去领悟,用修身养性去接近;外在的运动,需要我们凭经验去实践,凭知识去掌握.儒家的理想是我们社会的方向,实现“天道”在社会的实现,而这个理想的实现,还得我们脚踏实地的、认真的做好现实的事务工作,处理好各种关系. 在这无根基的时代,把根基带给世界,这就是我们时代新人最根本的责任.
单纯强调道家、儒家和法家都不能体现中国文化.能真正掌握中国文化精髓的,是把三家融为一体,体现天意、规范和经验的统一. 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和法家的渊源.老子的“道德经”是一篇形而上学的佳作,是一篇对天、地、人的总体纲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就是西方社会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印度家的焚.他无形无体,不可言说,强之曰“道”.他包罗万象,贯彻于一切事物之中.他是一切秩序的原因,是社会规范的依据,是人生精神升华的途径,是国家强盛和稳定的保证.庄子的超脱性和宏观性发展了他神人合一性的境界.天不变,道也不变,关键是人要进入这种神人合一的境界.
儒家侧重于人性说,它师承于道家,相信天意,相信道是根本,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对人以及社会秩序进行破解.人心为善,因为道是善的,儒家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爱自己,爱他人,爱家庭,爱国家,以及实行这种爱的“礼”的规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他们的行动准则,“道”爱自己就是爱天下,爱万物,人也要象道一样具有大爱.忠、孝、仁、义、信,就是要这种大爱聚收到自己身上,克己、禁欲,日三省吾身,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克服与大道背道而施的小我,在与道的交往中逐步与道的精神吻合,树立一身正气,达到自信、明察、至知,无往而不胜.
法家师承于儒家,没有一个法家不是儒家出身,但他们不停留在儒家修身养性上,他们注重于社会现实,善于总结实际斗争的经验.修身养性能提高个人的思想境界,但解决不了社会的实际事情,经验事物必须要用经验来解决,耕战是强国富民的根本保证.“仁慈”解决不了衣食问题,“道德”感化不了利益需要.富民要呼起人们的生产热情,强国要激起人们的拼死精神,法家提倡公利、公战,反对小利和私斗,把天理的崇高化解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社会有不同的情境,人心有不同的企求,执政要应时而变,治国要符合潮流,功效是
第一位的,法律是秩序的保证,权、法、术三者一样也不能少.
没有道家,儒家的行动规范显得平庸,法家的经验知识显得庸俗;没有儒家,道家的形而上学悬在空中,法家的权法术违反伦理;没有法家,道家的沉思显得繁琐,儒家的雄心显的软弱.三家合一,中国文化才趋成熟.事实证明,单纯追求道家政治,必然趋向听天由命,巫邪泛滥,清谈而无政绩;单纯追求儒家政治,必然趋向两极分化,豪强纷争,国家处在软弱无能状态;单纯追求法家政治,必然趋向人心不古,外强中干,劳而无功,政权短命并易变.三者兼而有之,唯唐朝的“贞观之治”,顺天理而明法治,重人才而善纳谏. 现代时代变了,中国文化的精神仍在,国民党偏执于儒家文化,共产党偏执于法家文化.不从道家的根源入手,就无法统摄两者的关系.儒文化是人和道的关系,是人格形成的道路.法家文化是人与人的外在关系,是社会的自然秩序.道的真理是外在的自然关系必须服从内在的伦理秩序,把自己的真体现在国家现实中.“道”的实现是国家的幸运.
关于幸福感,人民论坛有过一个调查,调查时间:2012年6月15日至6月19日,共5天.调查样本:8641人(网友8102人;随机问卷539人),当问及“衣食无忧后,您是否感到更幸福了”,有90.4%的受调查者选择了“不是,仍面临住房、工作等诸多烦恼,幸福感下降”,仅有3.5%的受调查者认为,“是,知足常乐”.这些数据为贺先生的论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为盛世中国,敲响了警钟.
总的来说,贺先生的视野非常开阔.其基本论点“精神有时候比物质更重要,文化是人类幸福根基所在”,也很有见地.贺先生认为“文化在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转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可谓真知灼见.有人对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表示置疑,贺先生风趣的说:“如果没有文化,我们就都不是人了,人和豺狼虎豹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文化,它们没有文化.”
正是文化的传承,使得人类不必在每一代都从头开始,后人总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并形成新的文化成果.文化是动态的体系,它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复古并非真正的出路,古人为我们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但古文化无论怎样光辉灿烂,它都不可能与我们的时代完全契合.于是我们需要创新,然而创新不能只是为了吸引眼球,如果创新只是口号,或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这样的创新其实并无意义,而且极易成为世人的笑柄.
传承与创新,是辩证的两仪,两仪相济,则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都能相得益彰,两仪决离,那么无论是传承还是创新,都可能是死路一条.
历史上,中国曾经是文化的强国,中国文化对外输出,曾是不可逆阻的潮流.中国对于外来文化的纳受能力,也是无可比拟的.然而自满清入关以来,虽有康、乾之开明,然朝庭对于思想之钳制,从未稍有放松.这使得国人的文化自新能力,和同时代的西方相比,大大落后了.至清末,终于见出了成效——无论是文化洗脑还是枪炮攻击,中国都远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
西方文化之花,为什么会这样红呢?这值得我们深思.
五四运动,开启了全盘西化的大门.我们的传统,一古脑都被当成了垃圾,弃之再无可惜.我们曾经天真的以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我们就能和西方的老师一样平起平坐,但是我们这个学生当得很不是滋味,老蒋学习美国、德国,结局是被学习苏俄的GCD打跑了.应该说,蒋对西方的学习,是有保守的,蒋对于儒家文化,仍抱有最后的幻想,但是这根稻草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色彩,塑造了蒋某人的性格.和蒋相似,他的老对手,伟大领袖毛主席,虽然因为引入了西马学说不得不一脚把孔子的牌位踩翻在地,但他也对儒家文化抱有最后的幻想,他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如拥护皇帝一样拥护自己,可是西风东渐的严重性,超出了主席的想像——这是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时代.西方文化的精髓,不是专权,而是民主和自由.知识分子越是同世界接轨,也越是不能认同唯你独尊那一套东西.可怪的很,贺先生给中国社会开出的药方,是回归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也就是说,贺先生的潜意识认为:中国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唯儒独尊的文化专制路线是条捷径.
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自由的创作,更来自于人民群众自发自愿的支持.儒家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自由环境,可惜,战国灭,自由也没了.
中国古文化之所以能光彩照人,大概和中国没有教皇有一定的关系.中国的皇帝虽然大权独揽,可是和教皇对思想的审判相比,还是温和了许多.儒、释、道可以三家并存,这在古代的西方社会是不可想像的奇迹.
晚清之后,中国奇迹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儒、释、道一并被打倒,再也没有人相信那些古代的智慧,再也没有人愿意和祖先对话,领袖崇拜,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可以说中国当下的困境,和我们学习西方学走了样有极大的关系.领袖的发家史,倒有些民主的色彩,但发家之后,民主还有影子吗?同为领袖,华盛顿将军所起到的表率作用,更为世人所景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这是不是让人很惊异呢?中国老子的智慧,却被一个外国人发挥得淋漓尽致.反观我们土生土长的历代皇帝,也包括老蒋和老毛,谁——有这样大的魄力?
中国文化是落后的文化,这是就当下的现实而言.但我们曾经很优秀(囧,很QQ的说),祖先并没有对不起我们,是我们自己不肖,把大好的祖屋强拆了贱卖,也把我们自己一并给卖了.我们的官方文化,是典型的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虽经伟大领袖们进行过中国式的改造,但是它的身子骨,显然不是我们的.那么当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落后文化的时候,这付身子骨当然是起到了支架的作用,或许以前不是,而当下却是推不开掸不掉的.放眼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确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无论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有多么的风光,但在西方文化的海洋中,它其实不过是特殊时段中的一次海潮,潮退了,海依然是海,西方文化的海洋,是气象万千的,如果我们始终流恋于已逝的海潮,那么必然的命运是遭受新浪潮的冲击.
文化有双重性,先进的文化才能给人以无穷的自信,腐朽的文化却能消磨人们的意志,摧残人们的激情.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化,延习儒家的传统,仍是一种国人相害的文化,是一种除了斗争就不知道生命价值的文化,中国文化的落后性,集中表现在“互害”上,每个人都想彻底扒开别人的裤衩,哪怕他是皇帝,以为这样就实现了平等,每个人都想站在别人的尸骨上走向成功,于是中国文化的整体环境,就变成了另一次“吃人”的轮回.
中国的互害型文化,源于儒家,可是贺云翱先生并没有这个意识.以仁为尚的孔夫子,在历史上率先做出了思想钳制的示范,与他同时代的鲁国达人少正卯,因为一再夺了夫子的风头,被夫子怀恨在心,最终借公权力把少正卯从肉体到灵魂都予以消灭了.正是这种互害型文化的复兴,使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在给当下中国所开的药方中,贺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颇具多样性的文化体系,同时我们也有共同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底线,那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认同.”说中国文化颇具多样性,这没有问题,但是把中国文化的核心,归为儒学认同,我想贺先生真的是弄错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是源于易道的制衡精神,而易显然不独为儒家所专擅,用鲁迅先生的话讲——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在庙堂以独尊儒术为标榜的岁月里,先秦诸子的论述,在道门中得以保存,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真正有所体现的,是道门.不唯如此,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也是道门与之融合得最好,至宋、明之际,三教合流的中坚力量,也是道门而非儒家.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势力,从来都是以维护皇权的至高权威为其本色的,或许孟子有点例外,孟子虽有出格言论,比如他说“民为贵君为轻”,在被天子割了之后,又复回到了温存的怀抱.儒家学说并没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功效,否则历史上的朝代就不会如走马灯一样的更迭.夫子之道,可得闻乎?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可见儒家学说不论花样怎么翻新,实质是不变的,效忠于君上,是第一位的,至于恕,不过是夫子说说而已,夫子在杀少正卯的时候,我们看得出夫子之恕有仁义的风骨吗?没有!儒学用于吹牛,是很好的谈资,验之于事,每无补益.
贺先生在文中担心美国推动全球一体化会使文化多样性消失,并认为这会导致人类的灾难——“我不占有你的领土,但是我把你的人心征服了,这也是很可怕的.”我想这种担心,其实是多余的.能够用文化的力量征服人心,这是极高的政治智慧.全球化是不可逆的过程,美国文化本身是多样性的,当然,美国文化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美国国家利益至上.贺先生提出用儒家文化对抗美国文化,实际等于用单极文化对抗多元文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用弱势的霸权主义对抗强势的霸权主义,其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儒家在历史上就不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今天一样不能承担起复兴中华的使命.全球一体化,本质上就是人类在走向大同,大同理想是中国文化中的上古理想,儒家虽有所继承,但是对于怎样实现大同,全然没有眉目,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家经典《黄帝四经》则给出了另一种答案.《黄帝四经》中所体现出来的法治思想、民本思想、应物自然不妄作为的道化思想,都是儒家学说不能望其项背的.汉初行黄老之治,而民富国裕,则为道家文化的可行性提供了现实的例证.
贺文在结尾处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保存至今的人类原生文明,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化,也是最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这个总结还是不错的,只可惜,贺先生对于中华文化,和许多外国人一样,只了解表皮,老外们一提到中华文化,许多人第一个能想起来的人是孔子,在他们眼中,中华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其它不过都是枝叶而已,但是这个看法,是错的.中华文化的融合力,来自于道家,也只有道家文化,在同西方文化交流的时候,冲突最小,效果最好.
里根总统曾引用《老子》的话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真想坚守本体文化,也和烹小鲜一样,千万别那么粗鲁,细心、火候、配料,缺一不可.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就是道家,这就是我中华文化的真正特色——上善若水.
有网友认为:儒家文化最多能用于培养中层人才,用于顶层设计,是很成问题的,这倒不失为一种客观的认识,也为儒学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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