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几篇文章是第五届现代文阅读大赛里的是守住文化的私人性旅伴读画与鉴赏那些遥远的读书人窗八千里路与云手上有书的若不想打

帮忙找几篇文章
是第五届现代文阅读大赛里的
是守住文化的私人性
旅伴
读画与鉴赏
那些遥远的读书人
窗
八千里路与云
手上有书的若不想打太多字的话把 第一段第一句话告诉我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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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遥远的读书人
　　洪烛
　　坐飞机去长沙，然后乘车去湖南大学，在校门口，我让出租车停下；明明知道离岳麓书院尚有一段距离，但还是选择了步行。我下意识地联想到那些古老的先行者，他们是搭乘怎样的交通工具，带着怎样的心情，投奔这座藏在深山里的学府。是乘着牛车还是骑马？至于出身贫寒的，远足而来时，恐怕还要亲自挑着装书卷和铺盖卷的扁担。据说南宋的朱熹千里迢迢自福建崇安来此讲学，从四面八方赶来听课的人不计其数，马匹将大门外池塘里的水都喝光了，留下了“饮马池”的典故。是什么，在吸引着那些遥远的读书人，像扑火的灯蛾一样云集而来？……应该是梦想。是梦想在吸引着他们，来自世俗而又超越世俗。岳麓书院，一个凝聚了读书人梦想的地方。
　　当我敲响岳麓书院的门环，尽可能地想象自己是一千年前的读书人……一千年来，从这里走出过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蔡锷、陈天华……他们从这里直接走进了史册。
　　我在后花园里选择一副石桌石凳坐下，观望着周围的风景，并陷入无序的遐想：若干年前，肯定有一拨又一拨读书人，在这石凳上坐过，要么各自背诵经史典籍，要么意气风发地谈论家事、国事……于是我不仅听见了风声、雨声，还听见了若隐若现的读书声。如果说这是幻听，也是最真实的幻听了。读书声，毫无疑问是岳麓书院的主旋律。况且，岳麓书院的读书声，绝不仅仅是个体的嗓音，而是一个可以超越时空的集体共同发出的。他们在用声音证明自己的存在，预兆自己的价值。
　　在这里，我从花香里闻到了书香，从风声里听见了读书声。我尽可能地沉浸于这在别处寻觅不到的儒雅氛围里，呼吸着那些读书人遗留下的空气……即使是一个人坐着，我似乎也并不孤独。那些遥远的读书人，离我并不遥远。他们的理想、信仰，说不定正遗传在你我的身上。没准我就是他们的影子……
　　以前想起古代读书人，头脑中总出现《聊斋志异》里落魄书生的形象：神情忧郁，身世漂泊，形单影只，离群索居。寄宿于一灯如豆的野店荒庙，只能靠梦见狐仙来慰藉一番走投无路的寂寥。蒲松龄本人就是如此。他屡试不中，被现实所拒绝，才拒绝现实，在空中楼阁里想入非非，放浪形骸，以弥补或掩饰精神上的失落。
　　然而在岳麓书院，我看见了另一种和现实合拍的读书人。他们胸怀远志，充满自信，对待自己和对待社会都非常清醒，一开始就抱准了“学以致用”的信条……脚下呈现着一条金光大道。
　　我说不清自己更欣赏哪种读书人……
　　应该说，读书人都是怀着种种理想的。理想不能实现，就会痛苦与失落。而书院不仅使这些敏感脆弱的心灵找到新的家，还为他们提供了实现人生理想的捷径。“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荆楚之地之所以英才荟萃，湖湘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不能不说有岳麓书院的功。
　　自唐宋以来，岳麓书院的院长都叫做山长。这浪漫的称谓，使书院带有山林的意味。北宋时，岳麓书院就因当时的山长周式治学有方而声名遐迩，真宗皇帝特意召见了周式，拜为国子监主簿，把他留在京城讲学做官；而周式坚辞不受，执意要回岳麓山跟学生们在一起……他真是一位很纯粹的教书先生。
　　岳麓书院里的白泉轩，还曾记载着两位大学者的友谊。那一年 ，应岳麓主教张栻的盛情相邀，朱熹远道而来，两人在此朝夕相处，促膝谈心达三昼夜。他们谈论的具体话题肯定多是一些做学问方面的事。那次朱熹在长沙停留了两个月，与张栻会讲岳麓，吸引了一千多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听众，连讲堂外面的院落都挤满了人。至今在讲堂正中高约l米的长方形讲坛，还供奉着两把空空的椅子，作为对著名的“朱张会讲”的纪念。
　　我绕着这神圣的讲坛转了一圈，仿佛又看见那些消失了的读书人。他们都从哪里来，又去了哪里？他们朗读或辩论的声音，又重新演变成窗外的风声与雨声。哦，讲堂很大，世界很小！那些面貌相仿、神情专注的读书人，也许仅仅是世界的过客，可他们永远都是岳麓书院里的主人。
　　作为一个当代的读书人，我虽然是第一次拜访岳麓书院，仍然有回家的感觉。是的，这里是读书人的家啊。没有家的读书人是孤独的。（取材于2005年11月3日《中华读书报》）
　　《鉴赏与读画》
　　朱国才
　　一次，笔者在参观美术大师潘天寿的画展时，见一位老画家对陪同的青年画家说：“读画也要有眼力，多看格调高的作品，读懂前贤的好画，才能逐步画好自己的画。”他的这番话，我觉得确是经验之谈。
　　鲁迅先生说：“看画也要训练。”眼下书画展览如雨后春笋，画册琳琅满目，若每个画展、每本画册都细细研读，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然而，对于其中的名家名作，就非细览精赏不可。歌德曾说过：“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读一幅好画，要把握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内容倾向、民族心态和技法、笔墨，或对其中的某一重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黄宾虹大师认为“看画曰读画，必一字一句，分章而详究之，方能得其全篇之要领”。我国著名画家丰子恺也说过：“真正的鉴赏，与创作一样困难。因为需要与创作者同样的心灵，又与创作一样有价值。”
　　画家会鉴赏美才能创造美。历代画家中，为了鉴赏名画的美，常常自己收藏名画。宋代著名画家李公麟，对绘画艺术终生精勤不倦。他的父亲爱好收藏古代文物，家中藏有许多古代名画，为李公麟学习绘画艺术提供了有利条件。他对家中收藏的王维、韩干等许多名家的名画，都细细鉴赏和一一临摹。由于他兼收并蓄了诸多名家的长处，加上自己的感悟和创造，因而自成一家。在当时，他的绘画创作独树一帜。现代画家杨石朗，为了见到和临摹吴湖帆家中收藏的名画，他转师吴湖帆先生。人问其故，他说：“我当年转师，非为门墙高低而见异思迁，原是为了见到、临到古画真迹，懂得传统高品与懂得真正好笔墨……”实践证明，敏锐的鉴赏力是搞好艺术创作的前提。多读多鉴赏名家作品，不仅能提高欣赏眼力，而且可以使人超脱名利欲望的束缚，净化画家的思想，促进画家的创作欲望和创作取向。
　　诚然，要使自己有艺术的鉴赏力、感悟力，必须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这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的。这里，还得用上一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谁能多读善思，广闻博见，并持之以恒，我想，读画的本领定会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1 9 9 8 0 1 0 9 八版）
　　守住文化的私人性
　　在我小的时候，文化的余绪尚存。我经常看见父亲持箫，母亲吹笛，声声相和，在月光下打发闲暇，舒解心怀。我也见到许多长辈，或琴或筝，一艺在手，不时吹拉弹拨。记得邻居中有一位是曾国藩的后人，父执中有一位在旗，擅胡琴，他们二人每周必填词唱和，你来我往，一概楷书。那位姓曾的邻居曾经让我欣赏过她的词作，大约有好几千首，旗人作古后，她便痛付丙丁。
　　读书仍是那个时代私人占有的最大文化，无论藏书还是阅读，都是私人的事情。关起门来，沏一壶茶，或正襟危坐或歪倚斜靠，读上一本好书，欣赏一天的新书，是莫大的享乐。
　　那时，书法也是老一代人私人生活的必需。他们多数不算书法家，但写出来的字大都摆得出去，虽然没有自成一格，或颜或柳或赵，兼着一点隶书魏碑的底子，但透出那么一股文化的气息。诗词楹联也是很多人咏志抒情交往的渠道，读起来你就明白，合辙押韵工对是他们文脉里的根基。
　　更早以前，诗琴书画乃至治印，都是我们的古人，尤其是有文化的士子必备的人生才艺，一不为了演出，二非炫耀，三没想到牟利，多数人纯粹是在私人空间里表达情绪而已。俞伯牙鼓琴，高山流水，为的是知音钟子期；嵇叔夜一曲《广陵散》，是自己受刑前的绝响；翻开唐诗，大量的也是私人间的送别、赠与、酬和。古人另外还有个习惯，就是写笔记，记人记事，考据辨正，加上琐闻杂俎。写笔记无关著述，无非消闲遣日而已。清代纪晓岚曾说：“景薄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惟时作杂记，聊以消闲。”诔、铭、挽联一类相对来说带有公布意味的文字，古人自我欣赏的成分其实也很重，何况大多写过后根本没有机会示人，纯粹是那时的“抽屉文学”。曾国藩就喜好给别人写挽联，还特别乐意人家在世的时候提前写就，当然不敢出示，只作为自己的雅癖，还有点“缺德”。
　　前人的诗词书画印谱笔记刊印的也不少，多为自我把玩、自得其乐、自存留念，也赠与亲朋好友、师长同年，志在酬唱，意在交游。当然也有因此出了名的，也有赚钱赢利的，尤其是近代诞生了报刊、画廊、博物馆，刊布日见其多，但作为职业的还是凤毛麟角，也没多少人当这是专业，绝大多数人依然视此为私人空间。直到上个世纪下半叶，旧时代培育起来的人纷纷谢世，诗琴书画的个人传统日益没落，艺术内涵也渐趋衰微。至于笔记，好像五十多年前已近匿迹。
　　从前，只要读过书的人都具备起码的知识功底，诗写得再不济，也合乎基本的格律，也知道用典也明白骈偶也清楚哪里用了拗句，更分得出雅与俗；字写得再不成书法，也有笔力和规则，修养之气溢于一笔一画之中，规范之心聚敛于起承转合之内。这种标准也使他们轻易不敢将私人的事情贸然张扬，羞耻之心、畏惧之心、仰承之心，令他们更乐于隐藏回避，钟情于文化的私下把玩。
　　如今，文化的私人性是否依然存在，我很怀疑。
　　读书已经不再是私人的事情，有人偏好替别人开列书单，而更多的人必须依靠别人指引，倚赖市场烘托，才明白该读什么书，才知道应如何读书。网上处处充斥着读了一半或者尚未开卷或者干脆根本没读懂就已经急于发表的见解。
　　尽管艺术成了热门，但无论是否职业演员，凡是会一门技艺的，都在拼命考级，一级一级攀升，而且个个喜欢比赛，人人爱好出头，曝光似乎才是最终的目的。艺术不再是私人的文化享受和情绪排遣，却成了炫耀、上镜、晋升的工具。
　　书画当今并不冷清，尤其书法简直还有泛滥之势，可是，当众挥毫、以字逐利、四处题写再加办展览、出挂历、上报刊，才是写字绘画的终极目标。梁实秋曾经描绘过他那个时代已经出现的两种人，一是写字的，一是办画展的。他说：“写字的人有瘾，瘾大了就非要替人写字不可。看着人家的白扇面，就觉得上面缺点什么，至少也应该有精气神三个字。相传有人爱写字，尤其是爱写扇面，后来腿坏，以至无字可写；人问其故，原来是大家见了他就跑，他追赶不上了。”他还说：“我参观画展，常常感觉悲哀，大抵一个人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肯把他所能得到的友谊一下子透支净尽，所以也就不会轻易开画展。”如今，写字的人早无扇面可写，但在马路上、书面上、纪念仪式上题辞成了嗜好；开画展的人还特别走俏，不必透支，趋之若鹜的非常多。因为这两种人的本事往往在书画之外。
　　诗词似乎也不萧条，虽然更像顺口溜，还不如二人转，一看就是数来宝的根底，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甘藏拙，非要见诸报端、刊印成册、借此炫示才罢休。
　　大概是历次运动的熏陶，什么大字报、批判稿、决心书、思想汇报，都要摆出来当众表演，以示忠心，结果养成了不知文化羞耻的习惯。以后，市场经济的猛然来临，已被严重损伤的文化涵养使人面对物质利益和巨大的传播效应时根本不知如何自持，以为什么东西都可以亮出来叫卖，什么内瓤都可以袒露出来与人争输赢。社会环境也为文化的全然裸露推波助澜，舆论更是为文化的公然贩卖喊好叫价，任何文化终于因为失去审视标准失去环境制约失去舆论规范而一律成了经营的道具。
　　文化一旦失去了私人性，自我修养的作用也就丧失，自我愉悦的目的也随之废弃，而修身养性原本是文化对人的最大益处，赏心悦目原本是文化对心智的最有力的启迪。我不知道，当文化只剩下公开的社会性时，还算不算文化？或许只是行政的工具，或许只是产业的一份子，或许只是公共场合的装饰品。
　　文化，我总以为应该守住一点私人性，不然，就不是文化！ (来源《文汇报》■顾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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