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帮“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11/07 21:04:58
“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越详细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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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载道”.其实“文以载道”的思想,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己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就提出要求“文以明道”.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古人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实即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文以载道”.文以载道的“道”,究竟是什么?其实从荀子的“文以明道”到现在的“文以载道”,“道”的内涵与外延都因时或人而改变的.在本文中“道”的释意,不是道路,也不是老子《道德经》里的“道可道,非常道”那种玄而又玄的“道”,而是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意思.换成现代人的说法,就是人类良心,社会责任感.
古代文人士大夫,向来是讲“文以载道”的..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原道》篇）.但古文人虽一致推崇“文以载道”思想,内涵却也是存在诸多分歧的.如唐代的韩愈、柳完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对“文以载道”的理解,都各具观点.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从上述可以得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的基本是一致的.但两人对“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世之道即“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的“理道”（《与李翰林建书》）,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但总的来说,韩、柳所讲的“道”,除了“仁义”外,无非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比较抽象.到了宋代欧阳修,对“道”的理解显然又更进一大步了.欧阳修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书》）.他提倡从身边出发,从社会出发,从国家出发,少谈脱离实际的“高言”.欧阳修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已接近本文中的“文以载道”之意.
然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终不能套用于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古之“文士”,不同之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词属“泊来品”,源出于当年“老大哥”俄国.据书载,这一俄词实乃源于19世纪末,意指对沙皇制度持批叛、对现状否定而独立思考的俄国“文人”层.欧美之英词系指有才智者,也含有独立思考者之意.而我国古之“文人士大夫”读书学知识,说白了就是为了仕进（当官）为官作宰,“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最高理想.所以“知识分子”与只为效命君主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是实不可混于一谈的.
黄宗羲云：“文之美恶,视道合离”,古人能达此思想,诚也属难得.不过,古人的“文以载道”,终难以逃脱在统治者立言,为帝王做稳江山献策,效“犬马之劳”的范畴.与本文所倡议以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以载道”——知识分子使命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本文的阐释“文以载道”意义在于,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被一般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人,能做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位.具独立思考,自由人格,敢针砭时弊,能为民请命.以“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士子风骨作文以载道,而无愧于“知识分子”之号.
古代文人士大夫,向来是讲“文以载道”的..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 （《原道》篇）.但古文人虽一致推崇“文以载道”思想,内涵却也是存在诸多分歧的.如唐代的韩愈、柳完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对“文以载道”的理解,都各具观点.韩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从上述可以得出,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的基本是一致的.但两人对“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世之道即“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的“理道”（《与李翰林建书》）,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但总的来说,韩、柳所讲的“道”,除了“仁义”外,无非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齐家治国平天下,比较抽象.到了宋代欧阳修,对“道”的理解显然又更进一大步了.欧阳修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书》）.他提倡从身边出发,从社会出发,从国家出发,少谈脱离实际的“高言”.欧阳修的这一思想,可以说已接近本文中的“文以载道”之意.
然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终不能套用于与现代的“知识分子”的.古之“文士”,不同之现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一词属“泊来品”,源出于当年“老大哥”俄国.据书载,这一俄词实乃源于19世纪末,意指对沙皇制度持批叛、对现状否定而独立思考的俄国“文人”层.欧美之英词系指有才智者,也含有独立思考者之意.而我国古之“文人士大夫”读书学知识,说白了就是为了仕进（当官）为官作宰,“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最高理想.所以“知识分子”与只为效命君主的古代文人士大夫,是实不可混于一谈的.
黄宗羲云：“文之美恶,视道合离”,古人能达此思想,诚也属难得.不过,古人的“文以载道”,终难以逃脱在统治者立言,为帝王做稳江山献策,效“犬马之劳”的范畴.与本文所倡议以道德、道义、正义、伦理的“文以载道”——知识分子使命是有所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本文的阐释“文以载道”意义在于,自诩为“知识分子”或被一般人认为“知识分子”的人,能做回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位.具独立思考,自由人格,敢针砭时弊,能为民请命.以“铁肩担道义,妙手写文章”士子风骨作文以载道,而无愧于“知识分子”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