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写巢谷传的原因
来源:学生作业帮 编辑:作业帮 分类:语文作业 时间:2024/08/29 09:54:28
苏辙写巢谷传的原因
巢谷与苏轼是同乡,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耍,又是好朋友.苏轼、苏辙兄弟在朝做官时,巢谷在家乡做事,彼此没有太多来往.绍圣初年,苏轼、苏辙被朝廷贬官,亲朋好友害怕牵连,纷纷避而远之,巢谷得知后,“慨然自眉山诵言徒步访两苏”,“闻者皆笑其狂”.
后来,巢谷果真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先是徒步到达梅州,看望了苏辙,然后他不顾苏辙的劝阻,又以73岁高龄和一身病体南下海南,欲见苏轼,结果行程未半,便病死在途中.巢谷在苏氏兄弟处于困境时不忘旧情,2楼
《巢谷传》是苏辙的一篇著名传记.苏辙一生只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传记,却都能曲尽情貌,刻画入微.姜夔《白石诗说》曾曰:“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这段话用来评价苏辙的这篇文章也很贴切.《巢谷传》,就庶几达到了姜夔所标榜的自然高妙的境界.
巢谷不过一介布衣,既无显赫的功名,亦无惊天动地的事迹,原本注定要被历史遗忘,可是一经苏辙的生花妙笔点染,顿时神完气足,千载之下犹栩栩如生.苏辙在《巢谷传》中介绍了他的三件事情:一是弃文从武、逆时而动;二是冒死完成朋友韩存宝的嘱托;三是在苏氏兄弟政治处境孤危之时,万里步行来见.通过这三件事,体现了巢谷这个人物的平中之奇.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士待遇优厚而武官进阶不易,巢谷又出身诗书之家,却能放弃已有的功名(文中说他“进京举进士”,则身为本州选拔进贡的士子可知),改习武艺,可见他原本就不是追名逐利的俗儒,而是胸怀抱负的奇男子.
习武业成而未能中第,巢谷于是仗剑西游,结交天下豪杰.这一点倒颇像盛唐文人.又“知兵书”、“习蛮事”,可知素有天下志.与韩存宝义结金兰,在朋友危难之际受其嘱托,隐姓埋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终于完成其遗愿,真有古代侠士之风!
从前两件事可知,巢谷是一位侠义尚武、重朋友情谊、“缓急可托”的民间义士,然而第三件事更可看出其义气还不仅仅限于一己之私的小恩小义,更表现为一种政治气节.据考证本文作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时苏辙贬官循州.自哲宗亲政、新党复出,坚持政治操守、不肯改弦依附当权派的苏辙兄弟就接连遭到政敌的残酷打击,被一贬再贬,政治处境孤危.当时“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据曾枣庄《苏辙年谱》记载,就在前一年(1098),雷州知州张逢因款待苏轼兄弟而被停职.从文中可以看出,巢谷与苏辙原本并无深交,不过是同乡关系,在苏辙兄弟于元佑年间青云直上时,甚至未曾一见.而在苏辙兄弟远谪岭南之时,巢谷不顾七十三岁的高龄和体弱多病,从家乡不远万里赶来探望二苏,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怎么不让苏辙感动!可惜最后夙愿未酬,竟然病死在去儋州的路上.
可谓品德高尚,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也值得颂扬
文中照应巢谷的三件事迹,还三次提到作者对主人公巢谷的三次评价:第一次是在少年时候,“以乡闾故,幼而识之”,“知其志节,缓急可托者也”;第二次是得知巢谷万里来访,作者又惊又喜.经历宦海的升沉,看穿了世道人心的浇薄,苏辙没有想到当世竟然还有这样至诚笃实的君子,所以忍不住感叹“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第三次是在巢谷执意前往海南面见苏轼,结果半路遇劫,终于病死.“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至此,苏辙对巢谷充满了敬意.随着文意的层进,作者对主人公巢谷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
文章最后部分,作者将巢谷比作古代君子高恭,这个典故用得十分耐人寻味.高恭是春秋末赵国赵襄子的臣子,在晋阳被围全城告急之时,仍能执人臣之礼,事襄子恭谨如初.危机过后,襄子特别表彰了他的忠义.苏辙说:“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高恭”.这句话当然可以理解为苏辙赞赏巢谷在危难时刻对朋友的不离不弃,但同时可能还包含了作者更深一层的含义.
巢谷与苏辙素无交往,大约只是神交已久,心中倾慕罢了,而能于二苏蒙难时只身探望,则多半是因为仰慕二苏的政治气节.苏轼立朝,如他自己所说“多不随人”;《宋史》里评价苏辙是“君子不党”,二人也都因不随人作计依附他人而在政治上屡受打击.巢谷钦佩的大约正是他们的这种政治操守吧.考巢谷曾经在苏轼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时为其二子老师,那时也正是苏轼难中.所以,苏辙称赞巢谷之“义”,决不是知恩必报而不问是非的江湖义气,而是指“忠义”的气节.所以苏辙才会把他比作古之君子高恭.
孔子《论语》中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义”是士人的道德基石,“君子义以为上”.而苏辙也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巢谷,认为他是儒家所说的真正的君子.
苏辙对巢谷的品德才能非常敬佩、而对他一生的遭遇则是充满同情的,即下文说到的“惜其不遇”.像巢谷这样一位品行出众、智勇双全的人物(这一点从存宝邀谷至军中问策可知),本该是朝廷的忠臣、国家的栋梁,却被弃置江湖、埋没草野,才华品格不为人知,岂不悲夫?!所以此文的立意还不仅是旌扬一位君子这么简单.在苏辙的眼里,巢谷的命运其实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这就是黄钟毁弃、珠玉沉埋的悲剧,是千里马不逢伯乐、和氏璧无人赏识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又是几千年来不遇文人共同的悲哀.“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这是那个专制时代文人实现报国志向和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可是个人命运又有多少是能由自己决定的呢?
所以这篇文章的主旨最终落在了士人不遇的问题上.巢谷的瑰才奇行虽遇于“我”,“我”却“无力发之”,而“我”之不遇于朝廷,耿耿忠心又何由表白?此文由感叹巢谷的人生悲剧推及苏氏兄弟自身的悲剧,感情尤其沉痛.在写作上也取得了“圈晕”的效果,手法是非常纯熟自然的.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阙(苏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30)知其高妙而不知其所以高妙,看似平淡却又回味无穷,这就是苏辙行文的特色所在.
后来,巢谷果真开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先是徒步到达梅州,看望了苏辙,然后他不顾苏辙的劝阻,又以73岁高龄和一身病体南下海南,欲见苏轼,结果行程未半,便病死在途中.巢谷在苏氏兄弟处于困境时不忘旧情,2楼
《巢谷传》是苏辙的一篇著名传记.苏辙一生只写过为数不多的几篇传记,却都能曲尽情貌,刻画入微.姜夔《白石诗说》曾曰:“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碍而实通,曰理高妙;出事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这段话用来评价苏辙的这篇文章也很贴切.《巢谷传》,就庶几达到了姜夔所标榜的自然高妙的境界.
巢谷不过一介布衣,既无显赫的功名,亦无惊天动地的事迹,原本注定要被历史遗忘,可是一经苏辙的生花妙笔点染,顿时神完气足,千载之下犹栩栩如生.苏辙在《巢谷传》中介绍了他的三件事情:一是弃文从武、逆时而动;二是冒死完成朋友韩存宝的嘱托;三是在苏氏兄弟政治处境孤危之时,万里步行来见.通过这三件事,体现了巢谷这个人物的平中之奇.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文士待遇优厚而武官进阶不易,巢谷又出身诗书之家,却能放弃已有的功名(文中说他“进京举进士”,则身为本州选拔进贡的士子可知),改习武艺,可见他原本就不是追名逐利的俗儒,而是胸怀抱负的奇男子.
习武业成而未能中第,巢谷于是仗剑西游,结交天下豪杰.这一点倒颇像盛唐文人.又“知兵书”、“习蛮事”,可知素有天下志.与韩存宝义结金兰,在朋友危难之际受其嘱托,隐姓埋名,“怀银步行往授其子”,终于完成其遗愿,真有古代侠士之风!
从前两件事可知,巢谷是一位侠义尚武、重朋友情谊、“缓急可托”的民间义士,然而第三件事更可看出其义气还不仅仅限于一己之私的小恩小义,更表现为一种政治气节.据考证本文作于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时苏辙贬官循州.自哲宗亲政、新党复出,坚持政治操守、不肯改弦依附当权派的苏辙兄弟就接连遭到政敌的残酷打击,被一贬再贬,政治处境孤危.当时“士大夫皆讳与予兄弟游,平生亲友无复相闻者”.据曾枣庄《苏辙年谱》记载,就在前一年(1098),雷州知州张逢因款待苏轼兄弟而被停职.从文中可以看出,巢谷与苏辙原本并无深交,不过是同乡关系,在苏辙兄弟于元佑年间青云直上时,甚至未曾一见.而在苏辙兄弟远谪岭南之时,巢谷不顾七十三岁的高龄和体弱多病,从家乡不远万里赶来探望二苏,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怎么不让苏辙感动!可惜最后夙愿未酬,竟然病死在去儋州的路上.
可谓品德高尚,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也值得颂扬
文中照应巢谷的三件事迹,还三次提到作者对主人公巢谷的三次评价:第一次是在少年时候,“以乡闾故,幼而识之”,“知其志节,缓急可托者也”;第二次是得知巢谷万里来访,作者又惊又喜.经历宦海的升沉,看穿了世道人心的浇薄,苏辙没有想到当世竟然还有这样至诚笃实的君子,所以忍不住感叹“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第三次是在巢谷执意前往海南面见苏轼,结果半路遇劫,终于病死.“予闻,哭之失声,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至此,苏辙对巢谷充满了敬意.随着文意的层进,作者对主人公巢谷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
文章最后部分,作者将巢谷比作古代君子高恭,这个典故用得十分耐人寻味.高恭是春秋末赵国赵襄子的臣子,在晋阳被围全城告急之时,仍能执人臣之礼,事襄子恭谨如初.危机过后,襄子特别表彰了他的忠义.苏辙说:“谷于朋友之义,实无愧高恭”.这句话当然可以理解为苏辙赞赏巢谷在危难时刻对朋友的不离不弃,但同时可能还包含了作者更深一层的含义.
巢谷与苏辙素无交往,大约只是神交已久,心中倾慕罢了,而能于二苏蒙难时只身探望,则多半是因为仰慕二苏的政治气节.苏轼立朝,如他自己所说“多不随人”;《宋史》里评价苏辙是“君子不党”,二人也都因不随人作计依附他人而在政治上屡受打击.巢谷钦佩的大约正是他们的这种政治操守吧.考巢谷曾经在苏轼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时为其二子老师,那时也正是苏轼难中.所以,苏辙称赞巢谷之“义”,决不是知恩必报而不问是非的江湖义气,而是指“忠义”的气节.所以苏辙才会把他比作古之君子高恭.
孔子《论语》中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义”是士人的道德基石,“君子义以为上”.而苏辙也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价巢谷,认为他是儒家所说的真正的君子.
苏辙对巢谷的品德才能非常敬佩、而对他一生的遭遇则是充满同情的,即下文说到的“惜其不遇”.像巢谷这样一位品行出众、智勇双全的人物(这一点从存宝邀谷至军中问策可知),本该是朝廷的忠臣、国家的栋梁,却被弃置江湖、埋没草野,才华品格不为人知,岂不悲夫?!所以此文的立意还不仅是旌扬一位君子这么简单.在苏辙的眼里,巢谷的命运其实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这就是黄钟毁弃、珠玉沉埋的悲剧,是千里马不逢伯乐、和氏璧无人赏识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又是几千年来不遇文人共同的悲哀.“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这是那个专制时代文人实现报国志向和个人价值的唯一途径,可是个人命运又有多少是能由自己决定的呢?
所以这篇文章的主旨最终落在了士人不遇的问题上.巢谷的瑰才奇行虽遇于“我”,“我”却“无力发之”,而“我”之不遇于朝廷,耿耿忠心又何由表白?此文由感叹巢谷的人生悲剧推及苏氏兄弟自身的悲剧,感情尤其沉痛.在写作上也取得了“圈晕”的效果,手法是非常纯熟自然的.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对比苏轼、苏辙的文章风格时说:“中书(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仰其高.补阙(苏辙)则不然.其道如元气,行于混沦之中,万物由之而不自知也.”(《淮海集》卷30)知其高妙而不知其所以高妙,看似平淡却又回味无穷,这就是苏辙行文的特色所在.